中国古道、中国大运河、海上丝绸之路、近代铁路、巧夺天工的中国桥梁、千姿百态的车站建筑、古往今来的港口和码头遗址等，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不同的交通形式留下了种类繁多的交通文化遗产。交通文化遗产承载着国家民族的记忆，是弘扬民族精神、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围绕交通文化遗产的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所长陆化普。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强调“交往”对于文明进程的意义。《德意志意识形态》写道：“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这里所说的“交往”，与“交通”近义。郭沫若译《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就曾经直接译作“交通”。回顾交通史的进程，会发现秦汉交通建设已经在若干方面领先于世界。正是以此为基点，秦汉文明实现了光耀千古的繁荣。
交通运输与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奋斗史深度交织，蕴含着深厚的思想渊源与光荣的红色基因。一百多年来，我们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高度重视交通运输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领导中国实现了从交通弱国到交通大国、再向交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为中华文明的赓续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为跨越两千多年的南北交通大动脉，中国大运河的意义远不止于国内运输。考古发掘表明，中国大运河通过将内陆与东部沿海港口相连，构建了一个将丝绸、瓷器、茶叶等中国物质文化输往世界，同时吸纳外来商品与文化的网络。在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看来，大运河不仅对中华文明的持续存在和发展发挥过难以估量的作用，而且在古代中外交往中同样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围绕这一话题，记者采访了贺云翱。
中国文明悠久，幅员辽阔，历史时期曾经形成多条交通繁盛的古道。古道是指对具有较长时段交通道路的统称，在现代属于线性文化遗产。衡量古道成立的条件有三：一是开辟时间较早，并且曾长期用于古代官民行旅、物资运输、文化传播与军事征战；二是产生了丰富的交通文化现象且有较大的知名度；三是古道物质遗存至今犹存，即仍有迹可循。我国有多条古道，如齐鲁古道、崤函古道、秦直道、井径古道、梅关古道、湘桂古道、五尺道、蜀道（秦蜀古道）等，还有以文化传播与品牌物资贸易运输而闻名的古道如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川盐古道、徽杭古道等。这些古道不仅是古代交通的载体与见证，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而且衍生了大量的古道文化现象，有丰富的文化积淀，是中国交通史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交织互动的文化遗产，其中蜀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东运河文化园考察时强调：“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是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大运河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保护、传承、利用上下功夫，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新时代，重新审视大运河这项与“万里长城”齐名的超级工程的文化地位，考量其作为世界上唯一一条延续2500余年且仍在发挥功能的人工水道的价值，研究其如何发挥好著名世界文化遗产的作用等，价值意义重大。
15世纪初郑和七下西洋，让大批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海洋，从西洋往西域，造就了人类交往重心由大陆转移到海上，促成了东西方文明互动中心脱离亚欧大陆，不可逆转地转移到海上。就此，明朝人开辟了海陆联通大格局，宣告了一个海上新时代的开始。
在19世纪的全球化进程中，清政府被迫开放口岸，农业中国要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只能以农矿产品出口对冲西方工业品进口。工业所需煤铁及其他矿产品，多产自华北、东北广袤山岭，地理条件决定了近代北方铁路建设的优先性，也使得北方较早融入港口—腹地体系，铁路交通在拉动北方经济的同时，也助力中西文化的会通。
2000多年前，张骞的凿空之举造就了一条伟大的道路，这条千年古道如同璀璨的文明纽带，将古老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连，开创了人类文明交流的新纪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千百年来，古丝绸之路见证了沿线国家在互通有无中实现发展繁荣，在取长补短中绽放灿烂文明。”从长安到罗马，陆上丝绸之路形成了“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盛景，驼铃不仅是商旅往来的信号符号，更是文明要素跨区域流动的具象象征，实现着东西方文明的联通与对话。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的文化沃土，起到涵养源泉的作用。新时代交通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交通领域的具体展现，是新时代交通人在实施交通强国战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齐心协力创造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新时代交通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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