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跨越两千多年的南北交通大动脉，中国大运河的意义远不止于国内运输。考古发掘表明，中国大运河通过将内陆与东部沿海港口相连，构建了一个将丝绸、瓷器、茶叶等中国物质文化输往世界，同时吸纳外来商品与文化的网络。在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看来，大运河不仅对中华文明的持续存在和发展发挥过难以估量的作用，而且在古代中外交往中同样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围绕这一话题，记者采访了贺云翱。 

　　《中国社会科学报》：大运河是中国内地连通外部世界的重要通道，这在考古上有哪些重要发现？ 

　　贺云翱：我于2015年以来开展了与大运河考古相关的工作，包括与唐代日本遣唐使团历史有关的江苏南通如东掘港国清寺遗址的发掘和如皋隋唐掘沟遗址的考古发掘。这项工作是2015年由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诸多同志调查勘探确认，2017年7月至2018年8月对大运河重要支流“通扬运河”（隋唐“掘沟”）东端近海的掘港（今江苏南通如东县主城区）古国清寺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结果表明，该遗址最下层的土建筑台基遗存是始建于1200年前唐代晚期元和年间（806—820）的掘港国清寺建筑遗存，是中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建立友好关系的重要历史见证，是南通及江苏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标志性遗迹，是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的重要见证地和遗产点，也是联系日本、东海、掘港运河及运盐河、大运河及扬州乃至长安等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线路的重要节点。 

　　2022年南京大学和如皋市博物馆联合考古发掘证明，如皋境内徐家桥遗址段古运河遗址的时代不晚于唐代，结合唐代开成四年（839）日本遣唐使团中请益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里所记载的内容可知，这段古通扬运河遗迹应该是隋炀帝时期开挖的“掘沟”运河遗迹，也是唐开成四年日本遣唐使团前往扬州及长安的重要运河河道，它与如东国清寺遗址共同构成了江苏南通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遗迹。 

　　如皋历史城区考古勘探所获资料证明，今天的如皋历史城区至少在唐代后期已经是古通扬运河上的重要城镇。在地下发现的唐代晚期古井位于古运河“掘沟”南岸，井中出土长沙窑瓷器大约属于9世纪时期的遗物。日本高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的“如皋镇”“如皋院”“如皋茶店”以及“掘沟北岸，店家相连”“水陆左右富贵家相连”的历史场景由此获得了考古资料的证实。

　　《中国社会科学报》：大运河是如何推动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形成和发展的？ 

　　贺云翱：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城市或海港城市都分布在自然大河与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等海洋区域交汇之地，但由于天然良港形成所需特殊条件及从港口通向内陆区域需要更加广阔的运输网络，沟通中国南北方与东南沿海的大运河运输网络遂成为支撑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城市或港城形成与发展的极重要条件。 

　　对此，我们试举唐代扬州港城和元代庆元（今浙江宁波）港城的两项考古发现：一例是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海域发现的唐代的“黑石号”沉船。该沉船出水6.7万件唐代瓷器、金银器、铜镜等物品，其中仅长沙窑瓷器就有5.65万件，还有越窑、邢窑、巩县窑等诸多中国南北方不同窑口的瓷器。北京大学教授齐东方等学者认为，该船的始发港应是大运河隋唐港城扬州。 

　　另一例是在韩国全罗南道新安近海海域发现的元代时期的“新安”沉船。这艘沉船上发现的中国瓷器包括大运河及长江、淮河沿线的诸多“窑口”生产的产品。专家认为，新安沉船作为从中国（元朝）装载货物前往日本并不幸于韩国（高丽）海域沉没的国际商贸船只，其在中国的始发港正是当时中国大运河最南端的著名国际化港城——庆元。这些沉船上的考古发现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国际化的多样文化结构与商贸经济景观，生动展现了当时中国通过大运河与外部世界发生深刻关联的历史事实。

　　《中国社会科学报》：大运河是国际交往的重要通道，这在中外经贸和文化交流中有哪些体现？ 

　　贺云翱：古代从域外输入中国的商品包括香料、玻璃、宝石、陶瓷、硬木、银元、金银器、药材等，当然还有除商品之外的宗教文化、建筑文化、艺术等海外文化元素，其进入中国内地，尤其是进入中国的都城，大运河是其最重要通道。 

　　这里仅以古代中国唯一进入宫廷与市场的瓷器——“高丽青瓷”为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浙江、江苏、安徽、山东、北京等地陆续出土了一批高丽青瓷器（含残碎标本）。其时代为北宋至明代早期，代表着这一时期中国不同王朝与高丽王朝之间的外交、商业与文化交往，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高丽青瓷”的出土具有显著特征：一是主要出土于宋元时期由国家指定的可以进行国际贸易活动的海港城市，如北宋时期的明州（今浙江宁波）、南宋时期的明州（1195年改称庆元）、杭州；元代的庆元（今浙江宁波）、太仓（今江苏太仓）、登州（今山东蓬莱区）等，它们大多和大运河相联通。二是主要出土于宋元时期和大运河直接相连的都城区域。迄今，中国出土高丽青瓷数量最多的地方是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和元朝的元大都（今北京）。三是重要的大运河沿线地方城市。除两宋、辽、金、元、明初国际贸易港口城市和都城之外，在诸多地方性大运河城市也有高丽青瓷的发现。如江苏淮安、扬州、元代“六国码头”太仓浏河港附近的吴江同里镇、安徽北宋汴渠线上的淮北市等。 

　　总之，中国古代大运河不仅对中华文明的持续存在和发展发挥过难以估量的作用，而且在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同样发挥过难以估量的作用，特别是后者，迄今所知的资料还非常有限。除了历史文献，考古学在其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