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理论创新过程中，术语是构建知识体系的基本单位，也是传播思想的话语基因。当下，中国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构建植根于自身实践的自主知识体系成为时代命题，一场深刻的“术语革命”正悄然兴起，成为破解西方话语依赖、彰显中国学术主体性的重要路径。近日，本报记者围绕哲学社会科学术语规范化现状与发展路径，采访了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科技名词委”）专职副主任裴亚军。

　　名词审定工作加快推进

　　《中国社会科学报》：由全国科技名词委主办的规范术语知识服务平台“术语在线”共收录专业术语60余万条，其中与哲学社会科学相关的术语大概有多少条？主要涵盖哪些领域？

　　裴亚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力支持下，全国科技名词委在21世纪初开始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名词审定工作，早期主要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研究所，“十四五”以来，部分重点高校相继参与其中。目前，全国科技名词委已组建近50个哲学社会科学名词审定专委会，构建起较为完善的哲学社会科学名词审定工作体系。

　　截至2025年底，全国科技名词委共审定公布规范名词60余万条，其中哲学社会科学相关名词近4万条，涵盖语言学、世界历史、中国古代史、经济学、教育学、新闻学与传播学等10个学科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术语革命对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意义表现在哪些方面？

　　裴亚军：恩格斯提出的“术语革命”是指在科学理论创新中，通过对核心概念的重新阐释或创造新的概念，实现对知识体系的根本性改造。规范的术语正是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关键支撑。在学科体系建设方面，规范的术语是确定学科边界、梳理学科脉络的标志。在学术体系建设方面，规范的术语是凝聚学术共识、推动理论创新的基石。在话语体系建设方面，规范的术语是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桥梁。

　　“术语革命”对当今中国构建植根于自身实践的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首先，“术语革命”助力我国学者突破对西方概念的依赖，打破西方话语霸权，摆脱“诠释危机”，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符合自身逻辑的理论工具。其次，助推学者从中国经验中提炼原创性、标识性概念，驱动知识生产，推动理论创新，将“中国经验”升华为“中国理论”。再次，构建易于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表述，掌握话语主动权，扭转“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最后，以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民族语言对理论进行阐述，有助于塑造民族文化认同感，使知识体系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与价值认同。

　　名词审定难度大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当前我国术语规范化工作取得了哪些成就？还存在哪些不足？

　　裴亚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范围覆盖生命科学、地球科学、物质科学、数学信息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医学卫生健康、人文哲学社会科学、国防军事、交叉科学九大领域。同时，汉语科技语言体系构建、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科技名词审定工作加快推进。

　　全国科技名词委高度重视科技新概念的术语化体系化工作，2025年开展的“基于我国重大科技创新的新概念新术语规范化体系化工作”，涵盖泛在操作系统、高性能制造、深部固体资源流态化开采、超级微创手术4个主题。

　　相较而言，我们在哲学社会科学术语规范化方面取得的成果有限。一方面，开展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名词审定工作较晚，而名词审定又是实施周期相对较长的工作。

　　另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名词审定较其他领域名词审定难度更大。一是概念本身的多义性与历史流变性。哲学社会科学概念通常具有抽象性、价值负载和语境依赖性，不同学派、文化传统中同一术语的理解差异显著。同时，术语含义随时代变迁而演变，固定单一标准定义难度大。二是部分重要新概念还处于形成过程中。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始终在“根植本土”与“放眼世界”的张力中寻求平衡，一些兼具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的标识性学术概念、学术范畴正在形成中。三是翻译的创造性困境。西方概念本土化过程中可能产生歧义，中国特有概念外译也面临文化损耗，部分概念很难找到完全对应的外文词。四是学术共同体共识较难统一。哲学社会科学部分领域学术流派众多，不同学术流派对同一术语的理解可能有所差异，新兴交叉学科的术语边界也较为模糊，增加了规范难度。五是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敏感性。部分哲学社会科学名词涉及意识形态，可能引发非学术争议，需要兼顾学术独立性与社会语境。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如何既提倡“术语革命”，又不至于滥造新概念、新名词？

　　裴亚军：新概念、新术语确实能带来新视角，但过度创造会带来新的问题，因此，需要建立成熟的术语审查机制。

　　在平衡概念术语创新与规范的过程中，我们应坚持以促进知识进步和文明交流为根本目的。概念创新要服务于实践需求，术语创造要遵循学科规律和语言规范。一方面，鼓励在科学研究和理论探索中提出具有原创性的新概念；另一方面要建立严谨的学术评价体系，避免为创新而创新，制造无实质内容的概念泡沫。这需要学术界、语言工作者等各界成员形成合力，既保持思想活力，又维护知识体系的系统性和传承性，使新概念、新术语真正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的有益工具。

　　在创新与严谨之间寻找平衡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滥造的新概念具备哪些特征？如何在概念提出的最初阶段避免滥造新概念、新名词？

　　裴亚军：当前学术话语体系建设遇到的核心困境是如何在创新与严谨之间找到平衡，避免滥造新概念，推动真正有价值的术语成长为标识性概念。这是一个“感性认识—概念化—理论化”的过程。

　　滥造的新概念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简单拼接，内涵空洞。二是脱离学术脉络，无视既有对话。三是问题意识模糊，为概念而概念。四是缺乏经验可指涉性。

　　避免滥造新概念，关键在于“概念化”。具体而言，要始于真问题，而非新词汇。要从经验困惑或理论缺口出发。例如，观察到“数字技术并未均匀提升所有农民收益，反而可能加剧分化”，由此可能提炼出“数字化赋能悖论”或“农业数字鸿沟的生产力效应”等更具体、以问题为导向的概念。

　　要进行严谨的“概念考古”和概念解析。彻底梳理相关领域的核心概念史。新概念必须在与这些“前辈”的对话中确立自己的独特坐标。要明确提供概念解析。在提出时必须阐明以下几点：一是核心定义，即用简洁语言界定其本质属性。二是维度与指标，它包含哪些可分析、可操作的子维度（例如提出“乡村韧性”时需说明其生态、经济、社区治理等维度）。三是与相近概念的区分。四是概念的适用范围与边界。

　　推进“术语”成为标识性概念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如何推进术语进一步成为标识性概念？

　　裴亚军：推进术语成为标识性概念，关键在于“社会化”，将这个概念投入学术公共领域，接受检验、批判、使用和扩散，最终成为学者们思考某些问题时无法绕过的“路标”，这需要经过三个阶段。

　　一是提出与初步论证。在该阶段，要通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专著或重要的学术会议报告首次系统阐述。论证必须逻辑自洽、经验扎实、与理论深入对话。概念本身要具有启发性，能帮助人们看到之前未看到的关系或问题。

　　二是讨论、检验与争鸣。在该阶段，要经历同行评议，其他学者开始引用、批评、发展或运用这个概念。争议本身是概念活力的表现。要被其他研究者应用于不同的经验案例或理论分析中，测试其解释力、适应性等。

　　三是扩散、制度化与经典化。在该阶段，概念被写入本领域的权威教科书、百科全书或年度综述文章，成为该领域知识地图的一部分。相关学者围绕该概念形成了系列研究、学术工作坊甚至专门的研究分支。概念被相邻或其他学科借鉴使用，显示出广泛的穿透力。从学术术语成为公共讨论的常用语，凸显出极致的社会影响力。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清晰认识到，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根基是对真问题的深刻把握与理论回应。概念只是承载这些回应的工具。核心是思想的深度，而非词汇的新颖。要坚持积累，也要开放对话。标识性概念是学术探索自然成熟的果实，需要时间沉淀，忌讳运动式“提炼”。最有可能成为标识性概念的，往往是那些既植根于本土经验，又能与全球学术界进行有效对话的概念。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吴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