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道、中国大运河、海上丝绸之路、近代铁路、巧夺天工的中国桥梁、千姿百态的车站建筑、古往今来的港口和码头遗址等，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不同的交通形式留下了种类繁多的交通文化遗产。交通文化遗产承载着国家民族的记忆，是弘扬民族精神、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围绕交通文化遗产的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所长陆化普。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交通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在您看来，我国的交通文化遗产主要包括哪些类型？

　　陆化普：交通文化遗产是人类在交通运输发展历程中创造并留存至今，与交通活动直接相关的各类文化遗存，它不仅是物理空间的遗迹，更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物质与精神载体。没有交通的连通，就没有跨人群、跨地域的文明对话，而这些遗存正是这种对话的历史见证。

　　1994年11月，有关学者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专家会议上提出“线路（Routes）是我们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国内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关于交通文化遗产的概念，从大类来看，可以从“物质—非物质”二元维度进行划分，具体呈现为三大体系。

　　第一，时空维度：具备“空间连续”与“时间传承”的双重属性。空间上，需形成跨越区域的交通网络或线性载体，既包括实体线路（如古道、运河、航路），也涵盖线路串联的关键节点（如驿站、港口、关隘等）；时间上，需经历较长历史时期的使用与传承，形成稳定的交通功能与文化印记，而非短期或偶发的交通痕迹。

　　第二，物质维度：涵盖“交通运行全环节”的实体遗存。可细分为四类核心形态：一是交通线路遗产，如陆路的秦直道、近代铁路，水路的大运河、内河航道，海路的古航路及配套助航标志；二是交通设施遗产，如古桥、码头、船闸、路亭、火车站等功能性建筑；三是交通工具遗产，如马车、福船、蒸汽机车、轿子等不同时代的运输工具；四是物质遗产附属品，如记录交通的历史地图、里程碑、碑文、管理机构遗址（如市舶司、漕运总督署），这些物质遗存共同产生交通活动。

　　第三，非物质维度：包含与交通有强关联的非物质关联要素。除了上述提到的交通存在的实体，还需纳入因交通活动衍生的非物质要素，主要包括三类：一是交通管理制度与规则；二是与交通相关的传统技艺；三是交通民俗与文化符号。同时，因交通产生的文化层面的交流，例如佛教东传等，也可以包含进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交通文化遗产蕴含着多重宝贵价值，镌刻着文明历程，见证时代变迁。交通文化遗产有哪些多元价值？

　　陆化普：交通文化遗产的价值是多元的，既承载历史记忆，又兼具现实意义，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理解。

　　首先，文明见证的历史价值。这类遗产是不同时代社会发展的延续。秦直道、秦驰道等，其宽阔的路面、因地制宜的修筑技术，见证了秦汉中央集权国家的行政效率与工程能力，奠定了秦汉以来中央通过交通方式加强对地方管辖的框架体系；大运河贯通南北后，催生了扬州、苏州等运河名城，其沿岸的漕运码头遗址反映了古代中国的经济格局与国家治理水平。近代的成昆铁路穿越横断山脉，留存的隧道群与桥梁遗迹，则记录了新中国交通建设的艰辛与成就，成为民族精神的物质载体，被联合国称为“象征20世纪人类征服自然的三大奇迹之一”。

　　其次，技术创新的科学价值。从古代工程智慧到近代技术突破，交通遗产凝结着人类的科技探索。泉州洛阳桥采用“筏形基础”和“种蛎固基”技术，解决了江海交会处的造桥难题，展现了宋代桥梁工程的巅峰水平；京张铁路的“人”字形线路设计，将地形限制转化为技术创新，是近代中国铁路工程的典范。这些遗产不仅是技术史的实证，更为当代工程提供了历史借鉴，在此基础上，当代的建造技术才能一步更比一步高。

　　再次，文化传播与融合价值。交通线路历来是文化传播的纽带，相关遗产则成为文化融合的见证。茶马古道不仅运输茶叶与马匹，更促进了汉藏文化的交流，沿途留存的寺院、商号遗址，以及流传至今的马帮歌谣，体现了多民族文化的共生共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被称为世界宗教博物馆，伊斯兰教圣墓、清净寺与开元寺等多元文化并存，印证了古代中外文化的包容互鉴。这种融合价值在今天仍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之一。

　　最后，经济社会的现实价值。优质交通遗产已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资源。大运河通过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打造“骑行运河三千里”的文化线路，既保护了遗产本体，又带动了沿线旅游与民生改善，激发了城市活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交通文化遗产是民族记忆的承载者，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对于交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您有何对策性建议？

　　陆化普：交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应遵循“优先保护、妥善利用”的原则，构建“保护—研究—利用”的协同体系，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

　　第一，建立系统性保护机制。首先，要完善顶层设计，将交通遗产纳入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协调机制。其次，针对不同类型的交通文化遗产，需实施分类保护策略。最后，应建立交通遗产数据库，运用新技术对遗产分布、保护状态进行监测，也要防范工程建设与旅游开发对遗产的破坏。

　　第二，推动多元化利用。要避免“重开发轻保护”或“只保护不利用”的极端，探索符合遗产特性的利用路径。例如，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将工业遗产改造为兼具展览、教育功能的公共空间等。同时，要强化教育功能，多举办相关教育活动，培育青少年的文化认同。新兴的数字技术也可以利用起来，例如通过虚拟现实 VR 技术还原丝绸之路贸易场景，让大家沉浸式感受遗产魅力。

　　第三，夯实保护利用理论根基，强化学习交流。一方面，要开展相关理论研究，建立理论体系，组织跨学科团队开展研究，系统梳理中国交通文化遗产的历史脉络与独特内涵，逐步构建具有本土特色与国际通用性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要搭建多层次国际交流研讨环境，推动理论成果与国际先进经验互鉴。

　　此外，建议开设交通历史课。比如，山东交通学院推出的全国首门“交通与中华文明”特色思政课程，该课程以交通史为脉，讲好交通故事，为新时代思政教育创新打造了“交通+思政”的特色范例。交通文化遗产是文明的脉络，在交通强国建设进程中，只有让遗产“活起来”，才能让文明的纽带代代相传。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