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的全球化进程中，清政府被迫开放口岸，农业中国要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只能以农矿产品出口对冲西方工业品进口。工业所需煤铁及其他矿产品，多产自华北、东北广袤山岭，地理条件决定了近代北方铁路建设的优先性，也使得北方较早融入港口—腹地体系，铁路交通在拉动北方经济的同时，也助力中西文化的会通。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及一系列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被迫开埠自南向北的沿海主要港口城市，允许英法等国据此进行贸易往来，由此形成以外贸拉动中国经济从传统农业向工商业过渡的进程。清末中国建造了9618公里铁路，塑造了近代铁路的骨架及网络，华北及东北占据70%以上。明清以来，主流的南北贸易走向变为东西走向，建立在运河沿岸的贸易城市如扬州、临清、东昌、济宁等，因运河淤塞失去活力，其他地方的水运也难以与19世纪末开始的铁路运输竞争。20世纪20年代，北方铁路无论纵横，最终货运的80%流向大连、营口、天津、青岛等口岸城市，也推动了这些口岸城市的仓储、维修、机车、轨道、职业培训等产业链建设，打包、装卸、运输等相关服务业日益兴盛。

　　除沿海开放口岸外，铁路沿线的哈尔滨、天津、济南、连云港、阳泉、石家庄、徐州等城市，其成长或得益于近代工矿业布局，或因位居交通枢纽而发展。这些城市多布局在港口—腹地体系的铁路走向上，传统城市如吉林、保定、开封渐失活力，旧有城市格局为之一变。港口—铁路为核心的交通体系为这一结构性变革助力极大，背后则是全球化贸易互通与工业化的利益推动。

　　能源产业涉及煤炭、铁矿、金属矿品和其他矿产，是工业化核心领域和动力基础。

　　铁路的规模化运输扩大了市场需求，促进了人力开采煤炭向机器开采的过渡。开平、潍坊、阳泉、焦作等煤矿陆续采用卷扬机、水泵、通风机、上下罐笼、矿区铁道等机器，开采效率大增，传统采煤业转化为现代煤矿。通过铁路运输，东北各矿煤炭除供应东三省市场外还出口日本；华北各矿的优质无烟煤，平津沪汉市场需求旺盛。矿业开发形成了与东中部近代工业的区位关联与分工协作。

　　区域社会结构变化的案例较多。如山西省阳泉本是平定县下辖小山村，因正太铁路推动保晋矿务公司开设及煤矿、铁厂的相继建设，不久成为晋东的煤炭、铁业、盐业集散中心，商业繁华远胜平定县城。除天津、青岛外，华北各省矿业明显较轻工业发达，矿工占全国总数的46%，足证华北能源业的地位。

　　华北一些地区农副产品如小麦、棉花、烟草、花生、鸡蛋、水果等，因工业中心或出口需求渐成产业化。鲁东潍坊、临朐一带，河南许昌周边，皆因气候、土壤因素兴起烟草种植，其产业化背靠铁路运输。20世纪30年代，天津附近棉花种植的商品化率高达80%以上。1934年下半年，贯通苏鲁豫陕农业区的陇海路各车站，粮食运销是重头，矿产和农产是铁路收入大项，农产品运价占货运总价的74%。历史悠久的河北省高阳纺织业，数百家手工业作坊从天津引入新式铁轮织布机，生产效率大增。高阳临近保定，利用京汉铁路让产品输入华北各地甚至远销华东、西北地区，在竞争中保持特色，成为传统行业转型成功的范例。

　　铁路运输牵引着北方工业化进程。大批工程师、管理人员和铁路工人均需技术及管理培训，要融入技术意识、制度约束、时间观念等现代生产体系的要素，实际上这是一场艰难的制度与观念革命。

　　作为现代工业体系的铁路系统，如轨道与枕木、站台与仓储、桥梁与隧洞、车辆内部设施的维修与新建、信号设备生产及维修、通信设备安装与维修、电力设备检修等，都有标准规格及质量要求，严格按照规章操作方能安全生产。铁路系统专门开设扶轮职业教育，以产业化、标准化、规模化运行等核心理念培训工人，工业文化逐步改变着铁路人的思维。

　　铁路运输的特性是快捷、高效和安全。从铁路建设到运输通道、牵引动力、铁路网络三大核心技术的运行，专业化、系统化、网络化是其技术逻辑，需要整套严格的制度规范方能运行。民国初期即颁行《铁道法》，铁路部门建立起独立的垂直管理体系，平汉、津浦、北宁各路局制订相关规章制度，逐步建立铁路联运制度，现代工业制度因交通技术需求而有效落地。

　　在铁路运输对时空、区域的跨越延伸中，地域、家乡观念被扩展。铁路运输成就了千余万华北民众“闯关东”，血缘与亲情融解了“关外”概念对华北与东北两大区域的分隔。时空的压缩，让民众打开了认知国家、世界的视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日益密切的经济及文化交流中潜滋暗长。

　　近代中国在被迫开放后，以铁路运输推动工矿业成长、农业产业化来应对外贸需求，努力融入国际市场和经济体系，引发了北方产业结构的显著变化，也推动了工业文化与农业文化的会通。

　　（作者系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