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交通建设得到空前发展。从秦“为驰道于天下”到汉文化“一举千里”“横绝四海”，交通进步成为秦汉辉煌文明的重要基础。

　　秦始皇时代“车同轨”，又“治驰道”“通直道”，取得了交通建设史无前例的成就。西汉重要交通工程都录入帝纪。褒斜道，即由汉武帝亲自决策动工。东汉道路施工，也往往奉诏而行。当时，交通首先服务于军事政治。而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因交通建设得以实现。全国交通网的基本形成为高度集权的中央王朝提升行政效能提供了条件，而以“汉”为标识的文化实体也因此初具规模。正如孙毓棠所指出的，“汉代人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贡献是中央集权政府组织的完整，和行政效率之高。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得有良好的交通系统。因此汉政府每年在国用中提出很大的款项来办理全国的驿传，驿传制度增强了行政效率和中央政府坚强的统治力量”。同时，“交通的便利，行旅安全的保障，商运的畅通，和驿传制度的方便，都使得汉代的人民得以免除固陋的地方之见，他们的见闻比较广阔，知识易于传达。汉代的官吏士大夫阶级的人多半走过很多的地方，对于‘天下’知道得较清楚，对于统一的信念也较深。这一点不仅影响到当时人政治生活心理的健康，而且可以加强全国文化的统一性，这些都不能不归功于汉代交通的发达了”。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曾经评述战国文化形势：“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多次巡行东方，其实有追求文化会同的动机。琅琊台刻石所谓“匡饬异俗”，芝罘刻石所谓“远迩同度”，会稽刻石所谓“人乐同则”，其实都可以理解为期望文化统一的宣言。作为文化主流的齐鲁文化、秦文化和楚文化，在汉武帝时代基本合流，形成了汉文化。秦人屈肢葬俗的消失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文化政策的成功推行，都体现了以交通事业进步为条件的“全国文化的统一性”。

　　因秦汉优越的交通条件，“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生产与消费都冲破了原来的地域界限。所谓“农工商交易之路通”的经济局面，因成就突出的交通建设而形成。

　　汉武帝时，开始推行体制全新的均输制度，扭转了以往重复运输、过远运输、对流运输等不合理运输所导致的“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现象。交通运输能力的明显提升，使各经济区都融入“财物流通，有以均之”的经济共同体之中。汉家天下实现了经济史意义的“海内为一”。

　　在以“具车船，修道桥，通障溪，储粮谷”为基础的经济体制下，遭遇严重自然灾害时，政府可以调度运输力量“转旁郡钱谷以相救”，同时统一组织安置灾民。“均输之物”可以“流有余而调不足”，“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

　　秦汉时期交通成就对于经济发展的有力推动，突出体现为商运的空前活跃，“农商交易，以利本末”，因而使得经济生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当时，“富商大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船车贾贩，周于四方”，“东西南北，各用智巧”。以富有积极动能的交通活动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使得活跃的民间市场得以合理发育。

　　《淮南子·道应》有伯乐、九方堙为秦穆公“求马”的故事，最终“得马”“沙丘”。是为汉武帝积极开发马政，又于西北方向寻求“天马”以改良马种的历史先声。汉武帝时代的“天马”追求与开拓西北丝绸之路的努力，方向是一致的。“天马”是可以象征秦汉时期以交通进取为特征的“博望”“定远”的时代精神的。

　　秦始皇遣徐福“入海求神采药”，终而“不还”，可知东洋航路得以开拓。冲绳战国刀币的出土，说明当地与中国大陆有更早的海上联系。“委奴国王”金印的发现，则是正式交往的实证。海上“楼船军”的表现，反映了秦汉海路交通能力的技术顶峰。楼船将军杨仆击朝鲜，是大规模海上运输兵员的军事史记录。东汉初年作战也曾调用了“楼船军”，则是南海交通能力的显示。

　　南洋航路的开通及其历史作用，是世界海洋史、世界贸易史研究值得重视的领域。《汉书·地理志下》有“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的海洋行程记录。有关“杂缯”的文字，说明这条航线适宜称作海上丝绸之路。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经济文化联系路径，还有经过“西南夷”地区南下今缅甸、印度等地方的西南丝路。秦汉交通能力的全面进步，促成了中原文化经多条路径与世界的联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强调“交往”对于文明进程的意义。《德意志意识形态》写道：“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这里所说的“交往”，与“交通”近义。郭沫若译《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就曾经直接译作“交通”。回顾交通史的进程，会发现秦汉交通建设已经在若干方面领先于世界。正是以此为基点，秦汉文明实现了光耀千古的繁荣。

　　（作者系西北大学历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古文字与中国古典文明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