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东运河文化园考察时强调：“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是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大运河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保护、传承、利用上下功夫，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新时代，重新审视大运河这项与“万里长城”齐名的超级工程的文化地位，考量其作为世界上唯一一条延续2500余年且仍在发挥功能的人工水道的价值，研究其如何发挥好著名世界文化遗产的作用等，价值意义重大。 

　　中国大运河，作为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延续利用时间最长的巨型水利工程体系，作为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跨时空线性文化遗产和“活态文化长廊”，是我国在漫长历史进程中通过持续“因势利导”打造的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文明典范。 

　　大运河的营建史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修建邗沟，沟通长江、淮河，其初始动力是政治军事需求。至隋代，为巩固大一统王朝的政治经济发展，隋炀帝组织挖掘永济渠、通济渠，整修和拓宽古邯沟，开通江南河等，构建起了以洛阳为核心、全长2700多公里的“人”字形水运网络，将我国东西走向的自然江河战略性地贯通为南北水运命脉，直接保障了唐宋时期漕运作为维系中央集权统治生命线的地位，并有效促进了经济的兴盛。元代为保障大都的战略物资供应，不仅将折线大运河改为直线大运河，将运河总长缩短了900多公里，还在山东南旺水脊处通过戴村坝“引汶济运”，以“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精确分水技术破解了水源调配难题。这种“顺势而为”的智慧，在大运河运营过程中很常见，比如元代郭守敬主持的“引白浮泉水济漕”精密勘测与引水工程，明代扬州通过“三湾抵一坝”的河道迂回设计减缓水流，明清时期为应对黄河水患，在清口枢纽形成“束水攻沙、黄淮运共治”的复杂工程体系，等等，都是对当时当地地理水文条件的精准适应、主动调整与顺势运营。通过“天人合一”建设运营智慧的持续发挥和历朝历代对大运河的持续疏浚、扩建和管理优化，强化了中央政权，有力维护了政治稳定和国家统一。

　　中国大运河不仅通过高效的物资配送有效缓解了我国历史上南北资源分布不均的结构性问题，更在长期持续运行中形成了独特的“运河经济范式”，促进了沿河城市的繁荣，还构建起了与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立体连接网络，成为驱动古代社会经济内外循环的核心物流动脉。 

　　大运河对内循环的促进作用，主要在于大运河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打破了地理阻隔造成的商品流通壁垒，使南方的粮食、丝绸、茶叶与北方的矿产、皮毛、药材实现规模化双向输送，形成“南粮北运、北货南输”的经济循环。据记载，唐代运河年漕运量已达400万石，成为维系关中政权运转的“国家生命线”。元代将隋唐大运河截弯取直为京杭大运河，让南北运输距离大幅缩短，实现了“江南之粟，浮漕直抵京师”。明代则设立漕运总督，推行“支运”“兑运”等创新制度，形成了舳舻千里的高效运转局面。清代乾隆年间运河年运量峰值接近600万石，构建起以粮食、盐铁、布帛为主干的跨区域物资流通网络。

　　大运河物流大动脉的内循环价值更在于其引发了地理空间重构与城市兴起的深层效应。北京是“运河上飘来的城市”，天津因漕运而设立“天津卫”，苏州、杭州拥有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繁荣与地位，“烟花三月下扬州”的盛景也是因为运河畅行而来，济宁作为“运河之都”，在明清时期“商贾云集，货物山积”，拥有“车马临四达之衢，商贾集五都之市”的繁华。一批沿河的运河城市崛起，共同组成了国家主导的“物流—经济—治理”复合系统。 

　　大运河物流大动脉的外循环价值主要是内外连接和促进。通过大运河，南方港口输入的海外香料、珠宝等商品可高效转运至中原及北方腹地，而中原的瓷器、丝绸等特产也能经运河抵达沿海港口，再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陆上丝绸之路沿线的西域物产，亦能经黄河水系接入运河航道，实现“陆—河—海”联运。这种内外循环的贯通，不仅拓展了古代中国的经济辐射范围，更促进了东西方物质交换与文明互鉴，彰显了大运河物流大动脉的深层价值。 

　　大运河作为流动的人工水道，抑或多彩的文化长廊，以强大的文化韧性、高度的包容性与显著的商业色彩，成为中华文明演进历程中的亮丽一笔。 

　　大运河文化的韧性，主要源于其与国家治理、社会运行的深度关联性。运河的通塞直接关系封建王朝的兴衰，因而历朝历代政府无不投入巨大资源进行建设、疏浚、维护与制度构建。这种在中断后持续再生的能力、面对挑战后不断自我完善的能力，使大运河承载的文化传统、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得以跨越朝代更迭而传承不息，形成了坚韧的文化品格。 

　　大运河文化的“包容性”特色也非常亮眼。作为贯穿南北的经济文化大动脉，流动的运河将江南的经济富庶、中原的文化底蕴与北方的政治中心紧密缝合，搭建了各类人员与各种技艺、思想与习俗频繁互动交流的平台，形成了“美美与共”的共同体。在这里，南北各地的商帮、漕军、水手、移民沿河汇聚，不同的方言、民俗、信仰、饮食和艺术因河交融，妈祖信仰、晋商文化、伊斯兰教等和谐共存，形成了兼收并蓄的运河文化特质。

　　另外，大运河文化还蕴含着深厚的“商业精神”和“市民文化”色彩。如扬州的盐商文化、苏州的精致工艺、天津的市井风情等，均展现出了与中国传统士大夫文化和“重农抑商”传统不同的特色。更迷人的是，这种由商业活力滋养出的务实、创新、重契约、讲诚信等精神，以及追求生活品质、文化娱乐的市民趣味等，成为运河文化中极具活力的部分，丰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维度。 

　　大运河以千年流动的文化证明，开放连通而非隔绝闭塞、包容互鉴而非文明冲突、合作共赢而非零和博弈，是文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 

　　（作者系山东交通学院高教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