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跟随郑和下西洋的亲历者留下三部书，即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以及巩珍《西洋番国志》，他们的记述涵盖了下西洋所至大部分国家与地区的航程，为下西洋航路的还原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笔者根据亲历者所记及其他文献加以补充，考察下西洋的航程，分析下西洋的航区划分与主要航线，并探讨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与价值。

　　根据史料可知，郑和下西洋所至“西洋诸番”，都是在印度洋周边的国家，处于印度洋航行与贸易的节点位置。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郑和下西洋的航程中，一个整体的西洋——印度洋凸显出来，我们可以认识到下西洋有一个整体布局。印度洋是世界第三大洋，拥有红海、阿拉伯海、亚丁湾、波斯湾、阿曼湾、孟加拉湾、安达曼海等重要边缘海域和海湾。在古代，印度洋贸易将亚、非、欧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在世界航运中发挥着“海上走廊”的作用。古代世界大致可划分为三大贸易区域：欧洲、阿拉伯印度，以及东亚贸易区。从地域来看，郑和七下印度洋，每次必到的是印度古里，将东亚贸易区拓展到了阿拉伯印度贸易区；而从第四次下西洋起直至第七次，船队都到达了波斯湾的忽鲁谟斯，那里正是亚洲与欧洲贸易的交汇之处。由此，船队还到达了印度洋西部的东非。印度洋贯通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交通要道意义彰显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初下西洋亲历者的记述中，“西域”一词发生了重大变化。历史上的西域是在亚欧大陆上，下西洋从西洋往西域，造成“西域”的扩大延伸，从此特指西洋（印度洋）海上通达的陆上地区。西海之尽是西域，西域的再现与现场的转向，蕴含的是明朝人对于世界认识的深刻转变；而这种转变，正是人类大规模走向海洋的滥觞，这种从海路贯通陆海的新思维，成为人类交往海洋化的开端。由此，我们感知到下西洋主题是从西洋往西域，航程的主要内容开拓了陆海合一的大格局，具有探索拓展人类交往新空间的意义。

　　从海上联通大陆的明朝人昭示我们，下西洋是联通陆上丝绸之路的西域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西洋之举，丝绸之路从海到陆、从陆到海，至此得以全面贯通，贯通的交汇之地就是西洋——印度洋。进一步说，此前人类对于海洋与大陆联通的理念从未如此明晰，这也是海洋文明得以彰显的历史过程。中国古代向西方的探寻可谓源远流长。亚欧大陆的大河和平原孕育了伟大的文明，在诸文明如中华文明、印度文明、西亚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古代文明之间，自古具有一种互动关系，而互动的中心一直是在亚欧大陆上，而且主要有赖于亚欧大陆上自古形成的陆上通道。汉代张骞通西域，其重大意义就在于为陆路交通开辟了新时代。在人类文明史上为海陆交通开辟了新时代的，正是郑和下西洋。明朝人对于下西洋的认识，就是将下西洋与汉朝张骞“凿空”西域相提并论。明宣宗有诗曰“莫惮驱驰向辽远，张骞犹说到天河”。马欢《记行诗》云：“曾闻博望使绝域，如何当代覃恩光。”这里有一个背景需要说明，就是永乐三年（1405）明朝首次下西洋时，明太祖派往西域的使臣傅安，还一直被帖木儿羁留在异国他乡，至永乐五年才回国。因此，为了打通西域之路，永乐帝派遣郑和下西洋，从西洋往西域，这是下西洋主题的内在逻辑。

　　追溯丝绸之路通西域的源起，“西域”一词最早出现在《史记》中。所谓张骞“凿空”西域，是以国家行为使自古早已存在的中西交往道路畅达，由此“西域”得到极大的彰显。2100多年前，张骞的赫赫声名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开创联系在一起，正是因为张骞出使西域是汉代中国的国家代表；600多年前，郑和航海的辉煌业绩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联系在一起，也正是因为郑和下西洋是明代中国国家航海的代表。下西洋全面打通了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就此而言，下西洋也是一个“凿空”的海上壮举。正如张骞的名字永远与西域联系在一起，郑和的名字也永远与西洋联系在一起，成为海上新时代的先驱者。

　　回溯历史，如果不开拓海洋上的航线，就无法将遥远分离的各个大陆连接起来。因此，人类开拓海上航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相伴而生的是人类不断拓展认知边界，重新认识世界的过程。从航海的视角出发，通过整理下西洋亲历者构建的航海叙事第一手资料，以此作为还原下西洋航程的方法路径，可以确切感知郑和下西洋的航海足迹遍及南海至印度洋3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联通了海陆丝绸之路的壮举。正是15世纪出现的东西方向海洋不断开拓探索的进程，最终使人类汇合在一个整体世界之中。

　　15世纪初郑和七下西洋，让大批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海洋，从西洋往西域，造就了人类交往重心由大陆转移到海上，促成了东西方文明互动中心脱离亚欧大陆，不可逆转地转移到海上。就此，明朝人开辟了海陆联通大格局，宣告了一个海上新时代的开始。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