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场域。古代城市既是“筑城以卫君”的权力空间，又被“民惟邦本”“城以盛民”的政治理念所规制，民本传统构成了中国城市文明的基因。人民城市将这一基因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体现了其根本政治属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人民城市应当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城市”。党中央接续部署新型城镇化与城市更新，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其实质正是从政治文明的高度校准城市发展的主体、目的与评价尺度，依托共同体理念涵养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精神根脉，使“人民”从价值承诺进入城市治理的制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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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2020年，上海市委审议通过《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谱写新时代人民城市新篇章的意见》，提出要把握人民城市的主体力量，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进一步指出，要“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可见，构建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建设人民城市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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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明程度直接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随着城镇化深入推进，城市日益成为各种利益交汇、诉求碰撞和风险集聚的主要空间载体。如何治理好、运营好、发展好人口与资源高度密集的现代化城市，并以现代化人民城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必须回答好的课题。回答好这一课题，既需在方法工具层面寻求方案，更需在文明高度确立坐标。法治之所以成为城市治理的基本方式，不仅因其是治理的技术，更因其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结晶和社会进步的标志。法治文明思维，正是从文明高度理解和把握城市治理法治化的思维方式。它超越了工具主义法治观，以实现公平正义、保障人的尊严为价值旨归。以这一思维审视城市治理法治化，可展开三个相互支撑的文明维度：以法律制度为基、以法治体制为要、以法治文化为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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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不仅是一种价值选择，也是城市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人民城市观的确立包含着双重价值指向，需要辩证地看待双重价值目标之间的关系，深刻把握人民城市观的历史定位，从而给城市建设现实实践以合理的理论支持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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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文学这一命名被普遍认可与接受，大约是在近十几年间，严格来说，城市文学并不能算是一种文学的分类，以往的文学分类，比如科幻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等，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基本是一种中国文学“对标”世界文学的结果，依循世界/西欧文学史中既有的概念或命名而产生，但城市文学并非如此。西方学术界有城市研究，有对于城市中的文学现象的分析，却没有城市文学这一概念。实际上，城市文学是一种独特的中国当代文学现象，它诞生于中国的历史发展之中，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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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数字孪生、大数据、人工智能治理全面进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城市哲学迎来人工智能转型，正在走向人工智能化，区别于传统城市、智慧城市，我们可以称之为智能城市。具身、算法与对齐等原有实体城市的分析范畴需要被重新激活。其中，具身是现实根基，算法是矛盾中介，对齐是价值归宿，三者贯通本体—辩证—价值，形成智能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的基本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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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作为人类社会的载体，也是文明的标尺之一。考古学研究表明，五千多年前的良渚古城已具有宫城居中、内城拱卫、外郭环绕的三重格局，这不仅是一种空间安排，更是一种文明观念的物化表达。这意味着，城市从诞生之日起，就蕴含着文明“共同性”的空间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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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因共同生活而兴起，也在共同生活范围不断扩大、社会边界不断被突破的过程中演变。回望从早期聚落到现代都市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城市首先是在共同劳动、共同交往中形成的生活共同体，但谁能够分享城市资源、参与城市事务，是城市文明发展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把城市发展的主体和目的统一起来，为理解城市文明的历史进程确立了人民立场。因此，人民城市不是对城市历史的简单总结，而是城市共同体在主体关系上的深化，是一种让创造城市的人真正成为城市主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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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人民城市”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的人民性本质。这一理念成果既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实践，又传承弘扬了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中蕴含的深厚智慧与传统。数千年来，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始终重视人民的地位与作用，体现出丰富的民本思想。总结梳理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史上的民本思想及其治理实践，能够为推进人民城市建设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与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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