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2020年，上海市委审议通过《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谱写新时代人民城市新篇章的意见》，提出要把握人民城市的主体力量，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进一步指出，要“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可见，构建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建设人民城市的题中之义。

　　构建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意义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治理共同体以社会共同体为旨归。共同体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古老话题，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诸多挑战。共同体的本源内涵是在社会分工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形态中形成的；而在城市化、流动性的现代社会，共同体的边界正被不断打破和拓展。因此，只有在治理现代化的视角下，才能深刻理解治理共同体的内涵与实质，以及它与社会共同体的联系与区别。社会共同体主要揭示社会的交往密度、情感密度和关系密度，尚未触及支撑社会公共生活的治理机制。治理共同体并不限于治理本身，而是要通过治理建设现代意义的、有机团结的社会共同体。在城市语境下，社会共同体的理想目标就是建设人民城市，即人民的城市。

　　其次，治理共同体强调“权利—服务”。治理理论形成的授权、赋权理论所聚焦的“权”，主要是指权力。但“权”具有双重含义，兼指权力与权利。现代社会治理的重心应从“权力—控制”转向“权利—服务”。地方政府须将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力转换为相应权利，并让渡给其他社会治理主体。同时，还须根据各类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服务公众的能力及对潜在风险的判断，决定权利分配。在人民城市语境下，转向“权利—服务”就是践行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

　　最后，治理共同体是治理的新范式。治理共同体打破了过于强调政府管理的“政府中心主义”范式，如行政发包制、分类控制、项目制等仅在政府行政体制内寻找调适策略；也打破了过于强调社会自治的“社会中心主义”范式，如将治理目标主要寄托于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等非政府组织。治理共同体以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并承担兜底责任、社会组织有效协同、公众个体积极参与为基本内容，强调“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是一种政社结合的新范式。在人民城市语境下，这种新范式集中体现为人民城市人民建。

　　构建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涵要义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一核多元”的主体关系结构。治理共同体的主体关系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一核多元”结构。“一核”是指党作为领导核心，“多元”是指多元主体及各自所扮演的角色。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是单位组织逐渐缩减、市场组织大量涌现、社会组织不断扩张的历史，也是体制外组织和人员从少到多，其治理角色从辅助性力量向不可忽视的参与力量转变的历史。面对当前复杂的现代社会，须厘清社会治理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结构，明确各主体在社会治理共同体中的角色定位。其中，党是社会治理的领导主体，政府是社会治理的负责主体，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协同主体，社会公众是社会治理的参与主体。

　　二是共建共治共享的关系运行机制。治理共同体要实现“一核多元”的共建共治共享，主要机制包括法治保障、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现代社会须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法治保障是治理共同体成为常态治理机制的关键。在正式法律之外，还有非正式的社会规范，包括自治章程、乡规民约、风俗习惯等，其有效运转可以消解大多数“剩余事务”。除了法治与自治外，还应发挥德治的重要作用，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不同治理主体在法律上地位平等，因此需要民主协商。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其“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2015年，中央对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各种协商作出全面部署，并推进城乡社区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此后，全过程人民民主逐步发展，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被明确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贯通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各个环节。此外，在数字社会和智能社会发展趋势下，科技既是治理的重要工具平台，如一网统管；也是治理的特殊对象场域，如网络治理。网络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要构建和优化部门之间、公众之间、部门与公众之间、线上与线下之间的协同机制。

　　三是重在基层的多维空间体系。治理共同体建设必须是具体的、特殊的，而非抽象的，否则便流于空谈，因此必须以一定的治理空间为载体。空间具有层级性，相应地形成市域、县域、基层、社区等不同层级的治理共同体。除这些行政层级空间外，还有园区、楼宇、设施等空间。在这一多层级的空间体系中，基层和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社区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最佳空间尺度，通过社区空间营造社区治理共同体是一条有效路径。社区空间可划分为社会空间、文化空间、生态空间、柔质空间、经济空间，分别对应社区营造的人文地景形成五个议题。社区空间并非单纯的物理空间，而是“物理空间—社会空间—精神空间”的复合体。以社区加装电梯为例，它既是物理空间的生产过程，也是作为社会关系载体的社会空间的生产过程，还是作为精神空间之归属认同的生产过程。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