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人民城市”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的人民性本质。这一理念成果既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实践，又传承弘扬了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中蕴含的深厚智慧与传统。数千年来，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始终重视人民的地位与作用，体现出丰富的民本思想。总结梳理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史上的民本思想及其治理实践，能够为推进人民城市建设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与现实启示。

　　以民为本的城市规划理念。《吴越春秋》中“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一语常被学界征引，用以论证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理念。以往研究多侧重解读前半句，以此证明中国古代城市的军事性与政治性，相对忽视后半句对城市“守民”功能的强调。《管子·度地》云：“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郭外为之土阆。”郭与城实为有机整体，正如明代毛伯温在《广时议以防虏患疏》中所言：“有城则有郭，从古皆然。”换言之，古代筑城的目的不仅在于护卫君主，也在于为百姓构筑安全的生存空间。《礼记·月令》将“筑城郭，建都邑”置于仲秋之月，郑玄引《王居明堂礼》注曰：“仲秋，命庶民毕入于室，曰：‘时杀将至，毋罹其灾’。”由此可见，古人筑城郭、建都邑的重要目的之一即为庇护百姓。《说文解字》将“城”解释为“以盛民也”，直接凸显了“民”在城市规划中的重要地位。

　　在城市选址规划时，古人会充分考虑城中居民日常生活的便利性与安全性。汉唐长安城地处关中平原中部，周边环绕泾、渭等八条重要水源，使长安城位于农田灌溉网的中心，极大便利了城市用水和蓄水。隋朝营建新都大兴城，一个关键缘由便是汉长安城历时已久，地下水受到污染，导致“水皆咸卤”，危及居民饮水安全。此外，古代城市进行扩建规划时，也注重便民利民。显德二年（955），后周世宗柴荣扩建汴州城，在规划区域内除街巷、军营、仓场、官署用地外，“即任百姓营造”；后又规定沿街百姓可以占用1/10左右的街道，用于种树、掘井、搭建凉棚，既兼顾了城市规划的严整，又保障了民众生产生活的便利。

　　在上述理念基础上，古人逐渐认识到民与城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明代黄仲昭指出：“人心虽和，使无城郭以扞外卫内，则亦将何所恃以为固耶？孟轲氏之意，盖谓必得人心然后城郭之固、人为之守，非谓专恃人和而无俟乎城郭也。”张邦奇进一步提出“千雉百雉，孰非为民。民，城之本也”，将民提升为城市规划建设的核心。这种以民为本的规划理念，为古代城市治理实践中对民众的关怀提供了重要前提。

　　与民共治的城市治理实践。《礼记·月令》记载：“孟秋之月……修宫室，坏墙垣，补城郭。”郑玄注解说，此时修补城郭“象秋收敛物当藏也”。由此可见，古人早已注重将城池的修补加固等工程安排在秋收之后，目的当是不夺农时，不影响百姓的生产生活节奏。

　　是否便于民，是古代城市治理遵循的重要原则。唐穆宗时期，杭州刺史白居易力排众议，引西湖之水灌溉农田，面对“鱼龙无所托”“茭菱失其利”的反对声音，他诘问：“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茭菱与稻粮之利孰多？”坚定推进此项惠民水利工程。北宋元祐年间，杭州知州苏轼疏浚西湖时，杭州百姓115人献言献策，有力保障了开湖工作顺利进行。白居易、苏轼对西湖的治理，不仅解决了城市饮水、农田灌溉问题，而且客观上造就了“士女游观”的绝佳景观，从而使山水之美为全城百姓共享同乐。这种将基础设施建设与景观审美相结合的做法，极大丰富了城市居民的精神生活，体现了古代循吏“政在养民”的治理智慧。

　　城市居民是中国古代城市治理不可或缺的参与主体。中国古代城市的基层行政组织——里、坊、保甲等，虽然是官方所设，但里长、坊正、保长等管理人员并非朝廷官员，而是由城市居民担任。以唐代坊正为例，《通典》引《大唐令》载其选任标准为“诸里正，县司选勋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强干者充。其次为坊正”。这些基层管理人员维系着城市的日常治理，成为“王朝政府与民间社会联系纽带”。除官方设置的基层组织外，中国古代城市还存在一种名为“约”的社会组织。据学者研究，在清代婺源蚺城，“约”嵌入城市保甲体系之中。作为城市社区领袖的“约正”“约副”往往由地方精英担任，他们不仅负责宣讲圣谕，还承担城市治安维护、纠纷调解等职能。这种治理结构中，国家权力负责宏观把控，大量城市公共事务则交由社会力量依约而治，形成了一种高效的互补治理机制，共同维护着城市的日常秩序。

　　救民防灾的城市民生保障体系。中国古代城市在贫弱救济和灾害预防上，探索出了一套较为完备的保障体系，体现了民本思想蕴含的人文温度。

　　随着城市人口密度的增加，贫困、疾病等社会问题开始凸显。唐代不少城市设有悲田养病坊，用于“矜孤恤穷”。敦煌出土文书《唐天宝年间敦煌郡会计牒》记载了敦煌郡病坊的相关情况。据此可知，敦煌郡病坊由政府拨给本钱，把放贷收利作为经费来源。宋代城市中则设立“福田院”“居养院”“安济坊”等机构，收养赈济老弱孤疾。熙宁二年（1069）冬，开封大雪，宋神宗下令将京城内外“老疾孤幼无依乞丐者”收养于福田院，供养至次年开春回暖。此外，宋代城市还设置“慈幼局”，收养被遗弃的婴儿；设置“漏泽园”，收埋无力营建坟墓的贫苦百姓和士兵。这些趋于制度化、常态化的城市福利保障体系，充分践行了儒家“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仁政理想。

　　对以木结构建筑为主的中国古代城市而言，火灾是最易发生的灾害。为应对火灾，古代城市治理者逐渐建立起一套消防应对机制。宋代开封、临安设有军巡铺、望火楼等防火救灾设施，还组建了专业消防队伍——“潜火队”“防隅军”。为保障救火效率，宋代规定救火人员“许横绝驰过”，不必为朝廷官员回避让路。元代则规定城郭居民“邻甲相保，门置水瓮，积水常盈，家设火具”。政府还会不定时派人点检，“凡救火之具不备者，罪之”。此外，水铺、义社等民间消防组织也在宋代开始出现。明清时期，由士绅商贾集资兴办的水会、水龙局等在城市消防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官民协作共应火灾的消防模式，为古代城市构筑起一道可靠的“防火墙”，保障着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水灾也是中国古代城市经常面临的灾害之一。为防治水灾，除修筑城墙抵御洪水之外，古人还建设了排水通畅的地下管网。郑州商城、安阳殷墟等遗址都出土过陶质排水管。在汉长安城直城门南门道地下3米处，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巨型排水涵洞。唐代长安城朱雀大街两侧修有宽大的排水沟，并形成了定期疏浚的制度。江西赣州古城的福寿沟堪称典范，不仅巧妙利用地势导流排水，还设置水窗防止江水倒灌，体现了高超的工程智慧。这些隐蔽而重要的民生工程，默默护卫着一座座古城与城中居民，部分设施至今仍在使用。

　　应当认识到，古代“民本城市”的出发点多在于“牧民”与“治乱”，城中民众更多是被管理、被庇护的“子民”。而今天的“人民城市”则强调人民在城市中的主体地位，突出人民是城市治理的主体。从“民本城市”到“人民城市”，既是对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以民为本价值的接续传承，更是这一传统思想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唐五代央地日常沟通研究”（26AZS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