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学这一命名被普遍认可与接受，大约是在近十几年间，严格来说，城市文学并不能算是一种文学的分类，以往的文学分类，比如科幻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等，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基本是一种中国文学“对标”世界文学的结果，依循世界/西欧文学史中既有的概念或命名而产生，但城市文学并非如此。西方学术界有城市研究，有对于城市中的文学现象的分析，却没有城市文学这一概念。实际上，城市文学是一种独特的中国当代文学现象，它诞生于中国的历史发展之中，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产物。

　　最初，围绕城市文学曾有过一系列的问题与争论，例如谁是城市文学的创作主体，什么样的文学和城市有关，城市文学和乡土文学的关系是什么，遴选城市文学的标准有哪些。人们发现，城市文学不像科幻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等文学分类那样有比较确定的文本对象，而是需要从大量性质极为不同的文本中分辨、萃取其美学特质，加以阐释与整合，城市文学经常是通过阐释才能确定的。也就是说，不存在或很少存在现成的城市文学文本，这给城市文学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甚至争议。城市文学研究要抓住其两点特性：第一点是从形式上看，它在城市空间与文本的互涉关系中成立，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本”，需要借鉴多学科的批评方法和理论工具，进行有效的“解码—编码”；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从内容上看，它是从“乡土中国”走向“城市中国”的过程中产生出的一种具有特定历史内容的文学。乡土文学在城市文学之前，鲁迅在《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导言中对乡土文学有所定义，认为是作家“被故乡所放逐”，离开了故土之后，“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才产生了乡土文学。这一描述具有相当的辩证意味，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走向现代社会意味着离开乡土，寻找一种新的主体形式，于是产生了以抒情、怀旧为主的恋地情结，这就是乡土文学的开端，而鲁迅所说的被“驱逐”而至的异地和“侨寓”的所在都指向城市空间。因此，乡土文学是具有空间性的文学，也孕育了城市文学的起源。

　　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种空间性孕育出丰富的文学主题，左翼文学中的“丰灾”主题书写了全球市场对中国乡村经济的介入，许多小说都对此有所表现。在茅盾笔下，城市中的民族工业无法摆脱世界金融市场的操纵，与农村的衰落同步的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失败，这种衰落和失败对应着现代人的种种心理危机。现代文学由此成为一种由时间与空间的关系组合而成的文学，时间代表着一往无前的现代性速度，其内部产生了不均质的、“飞地”化的空间关系，《子夜》中的吴老太爷到上海之后的迅速“风化”就体现了这种空间与时间的较量与撕裂。这是现代主义，也是激进的革命思潮之萌蘖，这样一种地方与全球、时间与空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不断纠葛，一直延续到当代。

　　因此，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道路所包含的启蒙、革命、改革等重大问题，既需要予以历史化的理解，也需要从空间维度加以把握。从空间维度看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它们之间构成种种对话与互文关系，无论是创作主题还是表现手法都可能在城市的前世今生中不断相遇，带来一种共时态的写作，城市文学就是这种共时态的写作。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已成为推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城市化如何在城市文学中被提炼为经验、伦理和美学，又怎样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内涵，可以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概括。

　　首先是身份认同与对空间伦理的注重。许多学者认为，当代城市文学从“进城叙事”开始，但“进城叙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积淀，它已经转换成一种新的主体性叙事，农民工、外卖骑手、家政工、新就业群体等从“进入城市”到“成为市民”，西方现代社会表现这一过程最典型的是个人奋斗叙事，在中国当代历史中则是承认的政治。对城市大众的刻画在新时代开始讨论空间塑造与社区伦理的可能性，追问城市是否公平、可居、可参与，空间中的他者是否可共情、可对话。比如，王计兵的诗集《赶时间的人》中出现的劳动者形象，王占黑的小说《韦驮天》中表现出的跨越阶层的情感流动，王安忆的《富萍》《乡关处处》等小说对于从事家政服务和体力劳动的女性的书写等，城市中的性别、家庭、情感、日常生活等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都与身份认同和承认有关。

　　其次是对数字城市与生态城市的展望。进入21世纪以来，数字城市成为引人注目的对象，数字化社会管理，新的算法治理下的技术伦理、数字劳动与社交，以及被数据化的人如何重建主体性等问题，都进入文学表述。这些文学作品中可能没有读者熟悉的城市景观符号、消费书写，有很多问题是以超现实乃至科幻想象的方式呈现，但通过仔细梳理和归类可以发现这些作品的叙事基本上都在城市中展开，因此构成了对数字城市的刻画，但主要是以反思的形式。比如，巫振宏的《我是谁》、林为攀的《二维码奏鸣曲》等小说对数字身份的反思。同样，城市反自然的一面经常被当作现代性发展的负面后果，在当代城市文学中，人与环境的共生，河流、家园、代际怀旧和文化记忆等主题得到大量关注，比如邓一光的《我们叫作家乡的地方》、夏商的《东岸纪事》。

　　最后是现代人的情感结构与精神困境。现代化通常被认为与物质和技术的高速发展有关，文学要面对的则是现代化中的文化问题，尤其是情感、心灵与精神层面的问题。城市空间塑造了特定的情感结构，城市中的人有各种精神困境，甚至可以说，城市文学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便由城市中人的精神困境、焦虑、白日梦所触发。例如，在近期的城市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在长篇小说中，高渊的《武康大楼》、程青的《盛宴》等，既能从物质的具体性出发刻画城市空间的变迁，又能表达现代人对自身精神生活的理解，就此展开一部城市的发展史。

　　城市不仅是文学书写的背景，在当代中国，城市文学非常具体地表征了时代的转折以及中国人的现代意识的生成。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现代化始终伴随着对现代性后果的反思和深思，在这个过程中，城市也有其双重性，一方面，城市始终承载着工业化、现代化的压力；另一方面，城市也因现代性后果的呈现，成为社会改造和重塑的对象。关于城市的叙事与书写在这样曲折的历史过程之中积淀了多元、多层次的文化政治动机和艺术内涵，让我们看到了今天丰富的城市文学面貌，它在当下社会中的成型和成熟是自然而然的。城市空间的形成与发展对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巨大影响，不仅是写作的对象，而且是写作的动力。当下，生活方式的改变、技术的更新将会带来更多更复杂的感受和素材，可以预见的是，在历史与现实的互动中，城市文学将进一步促成当代文学总体写作动机和方法的革新。

　　（作者系同济大学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