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场域。古代城市既是“筑城以卫君”的权力空间，又被“民惟邦本”“城以盛民”的政治理念所规制，民本传统构成了中国城市文明的基因。人民城市将这一基因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体现了其根本政治属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人民城市应当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城市”。党中央接续部署新型城镇化与城市更新，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其实质正是从政治文明的高度校准城市发展的主体、目的与评价尺度，依托共同体理念涵养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精神根脉，使“人民”从价值承诺进入城市治理的制度结构。

　　近年来，关于人民城市的研究日益深入，总体上经历了从应用研究向理论建构的转向。但既有成果大多停留在治理维度，聚焦于对治理体制、运行机制与技术手段的思考，重点解决“如何把城市建设好、管理好”的问题，而人民城市作为政治命题所内含的“城市应当成为何种政治形态”这一根本追问，尚未得到充分探讨。实际上，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共同体，人民城市建设的实质就是城市共同体的建构，且有其内在的政治逻辑与建构路径。

　　在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中，城市与共同体确曾同构。亚里士多德将城邦理解为公民基于共同善的政治联结，滕尼斯则以共同体与社会的区分揭示了现代城市聚集与政治疏离之间的张力。然而，西方城市政治学的后续演进恰恰表明，资本逻辑与利益博弈主导了城市权力的运行，城市被作为利益争夺的场域而非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来把握，共同体纽带在西方语境中并未获得现实的政治承载。

　　人民城市理念的提出，是在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城市发展批判的基础上，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实践所形成的原创性理论成果，是对西方城市理论的价值重塑与范式跃迁。

　　这一理念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底蕴和治理实践中确立城市的人民主体，明确“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它至少包含三重政治意涵：其一，城市建设的终极目的是人民；其二，城市治理的力量源泉是人民；其三，城市文明的评判主体是人民。城市因此不再是资本逻辑的延伸场域，而是人民共同生活、共同创造的政治空间。正是这一立足本土的主体性确认，使人民城市建设在学理上获得了共同体的规定性：共同体区别于人群聚集的根本标志，在于成员基于共同身份与共同善形成的政治联结，而人民恰恰是这种联结的主体基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民城市理念为构建现代化人民城市理论的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政治前提。

　　城市共同体由主体、纽带与秩序三个要素构成。人民城市建设必须回答“谁拥有城市”“人们靠什么联结”以及“联结后遵循什么规则”这三个基本问题。

　　人民是城市的主人。人民城市理念坚持广大人民群众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把城市空间资源的支配主体界定为全体人民。这意味着无论户籍身份、职业差异，每一位城市居民都是城市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共同体成员资格开放且平等。与之相应，人民城市治理强调赋权于民，激发市民的主体意识与内生动力。当然，人民作为政治主体的地位是普遍的、不可分割的，而市民参与治理的具体方式和程度则因时因地而异。前者是共同体的根本规定，后者是治理实践中的操作性问题，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党的全面领导与全过程人民民主构筑政治联结。共同体需要把分散的成员联结为有机整体。中国式城市政治文明依托党的全面领导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两大制度优势完成这一联结。一方面，党组织纵向贯通市、区、街道、社区四级治理体系，横向联动政府、市场主体与社会组织，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从制度上防范资本绑架公共权力，确保城市建设坚守公共属性。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必须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另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将民主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贯通于城市规划、建设、治理全流程，从民意征集、项目听证到社区议事、绩效评议，让人民在持续参与中生成对城市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政治纽带的意义在于，它不是外在的行政强制，而是通过领导核心的政治整合与广泛参与的民主凝聚，将“我”与“我们”联结为共同的政治身份。

　　共建共治共享塑造公共秩序。共同体既需要价值认同，也需要秩序安排。在共建共治共享理念引领下，坚持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把政府、市场、社会与市民整合为协同联动的治理结构。这一秩序区别于西方基于利益博弈的制衡秩序。它不是让各方在对抗中互相牵制，而是让各方在共同目标下分工合作，把公共能量从各自消耗转向共同做事。公共秩序由此从消极的制衡转化为积极的共建。

　　人民城市共同体的建设必须在空间、权利与文化三个维度落实落地，解决共同体主体资格如何在城市空间中具体落实、共同体成员资格如何获得制度化的保障、共同体纽带如何在数智时代的社会条件下重新生成这三个关键问题。

　　以空间正义再造共同体的空间基础。城市圈层化与空间隔离是共同体建构的首要障碍。空间问题之所以首先是政治问题，原因在于空间资源的分配方式直接决定了谁有资格“在场”、谁被边缘化。推进共同体建设，需要将城市全域空间界定为全体市民共享的公共资源，通过“开门编规划”保障弱势群体的话语权，通过包容性城市更新杜绝大拆大建与业态清退，通过公共服务全域均衡布局弥合片区差距。空间正义的意义不止于资源分配，更在于维系“同城共居”这一共同体认同的空间前提。如果城市空间本身是分裂的，共同体的政治联结就缺少了可以扎根的物质基础。

　　以建设性权利体系奠定共同体的成员保障。权利是共同体成员资格的制度表达。从列斐伏尔到哈维，西方的城市权利理论侧重于对既有权利结构的批判与抗争，其核心诉求是进入和参与城市的权利。这种批判性视角揭示了城市空间生产中的不平等，但较少正面回答权利如何在一个共同体的框架内被建设和实现。人民城市则将权利置于发展与治理、个体与整体的辩证关系中去理解，强调权利的实现过程就是共同体凝聚的过程。这一过程以户籍制度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生存权，以职业培训、公平就业保障发展权，以精神文化、生态环境、公共参与保障美好生活权，呈现为递进结构。权利在这里不是孤立的个人主张，而是共同体成员资格的确认。享有权利意味着被共同体承认为成员，而权利的实现过程反过来又强化了成员之间的联结。

　　以公共精神应对数智时代的共同体疏离。城市化深入推进与数字技术全面渗透正在重塑共同体的生存环境与发展条件。一方面，大规模人口流动与陌生人社会的生成，使传统熟人社会的联结趋于瓦解；另一方面，算法推荐与信息茧房强化了观念分化，社交媒体的情绪化传播消解了公共讨论的理性基础，技术应用的算法偏见、数据垄断也带来了新的权利风险。因此，城市治理在数智化转型中应坚守人民立场，把技术效率与人文温度统一起来。同时，还需要通过社区营造、公共议事、志愿服务等机制重建面对面的社会联结。当人们在真实的公共空间中共同讨论、共同行动时，城市共同体才不只是冷冰冰的制度设计的结果，而是能被实实在在感受到的生活体验。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