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作为人类社会的载体，也是文明的标尺之一。考古学研究表明，五千多年前的良渚古城已具有宫城居中、内城拱卫、外郭环绕的三重格局，这不仅是一种空间安排，更是一种文明观念的物化表达。这意味着，城市从诞生之日起，就蕴含着文明“共同性”的空间建构。
从城市史理论视角来看，城市的功能分区与内部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及秩序”。城市空间的变迁史本质上是一部共同体形态的演进史——城市如何组织空间，就如何组织人群；城市如何分配资源，就如何界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传统城市文明的共同体根基：政治逻辑与礼制秩序。中国古代城市与西方城市有着不同的起源和发展路径。西方古典城市理论预设了城市作为“经济—社会”共同体的属性：城市是市场交换的场所，是市民阶层形成的空间，是公共生活发育的容器。然而，这一理论范式在中国城市史研究中遭遇了根本性困难。中国传统城市公共生活的组织方式遵循着另一套逻辑。
这一逻辑的核心可以概括为“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即政治权力秩序与礼制空间秩序的合一。从龙山文化时期开始，中国部分地区已形成具有政治功能的城市。这些早期城市的首要功能不是经济交换，而是政治统治与军事防御。其空间布局集中体现为：城垣以卫君，郭邑以安民，政治秩序与民生秩序在城市空间中同时展开。
“卫君”与“守民”并非截然对立，而是传统城市共同体的两面。“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安排，本质上是将宇宙观、伦理观与空间秩序融为一体的文明方案：都城不仅是统治的据点，更是一个巨大的“礼制共同体”。从城市形态学角度看，都城布局不是随意的空间安排，而是将天地秩序、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叠合在一起的象征性表达。
这种古典共同体有其历史局限，即“共同性”建立在宗法分封和礼制规范之上。但中国古代城市并未沦为纯粹的权力工具或经济机器，而是承担着教化、赈济等公共功能，维系着以“卫君守民”为核心的理想。这种政治礼制共同体的稳定性，使中国城市文明具有长期连续性。
近代转型中的共同体危机：从“连续统一体”到“两极性衍化”。19世纪中叶以降，西方工业文明的侵入、通商口岸的开辟等，深刻改变了中国城市的空间形态与社会结构，冲击了“卫君”与“守民”相叠合的礼制共同体基础。
这一转型的核心表征，是城乡关系的根本性重构。传统中国城乡关系具有非常明显的一体化特征：城市在政治上统治乡村、在经济上依赖乡村并剥削乡村，但城乡之间“没有呈现出界限分明的鸿沟和藩篱”，而是形成“城乡连续统一体”——它正是“造郭以守民”逻辑在空间关系上的延伸。
近代以降，这一“连续统一体”被外力打断。随着沿海开埠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城市的经济功能“得到迅速增强且转变为主要功能”，其冲击力“沿着城市所属腹地向乡村延伸，导致乡村社会发生巨变”。城乡关系逐渐走向“两极性衍化”：一方面，城乡之间物流、人流、资金流的互通显著增加；另一方面，城乡之间的差别性与对立性愈发明显。城市不再是“守民”的容器，而是日益成为资本增殖的空间。
从区域城市史视角来看，近代城市化并非线性的“进步”，而是充满断裂、畸变与不平衡的历史过程。通商口岸的开辟、铁路交通的兴起等，带来了新的空间效应。沿海城市迅速膨胀，内陆城市相对停滞；条约口岸的“飞地”性质使其与腹地之间形成一种畸形的依附关系。
从更宏观的比较视野来看，近代城市共同体危机并非中国独有。欧洲工业城市的兴起也伴随着传统共同体的解体——工厂与住宅的分离、公共空间的工具化，导致城市与居民之间的情感联系被削弱。最终，城市作为“共同体”的意义被消解，越来越成为“生产机器”和“消费场所”，而非“人民共同生活的家园”。
然而，中国近代城市共同体的危机有其特殊的历史语境：它不仅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自然产物，更是半殖民地化带来的空间后果。租界“国中之国”的性质、华界与租界的空间割裂、城乡之间的制度性壁垒，使得城市社会的“共同性”日益支离破碎。这种特殊危机，成为人民城市理念所要回应的历史课题。
人民城市与共同体根基的当代重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城市文明发展的根本性转向。它不是对“卫君守民”传统的简单回归，也不是对西方工业城市模式的修补，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城市共同体根基的创造性重构。
这一转向源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本位城市化的深刻批判：资本主义城市化创造了现代大工业城市的历史进步，同时“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这一批判指向根本问题：城市究竟应当以什么为本位？
从城市史的演进来看，城市本位问题经历了从“权力本位”到“资本本位”再到“人民本位”的历史性转换。传统城市以政治权力为本位，“卫君守民”是其原初表达；近代城市以资本为本位，城市空间是资本增殖的容器；而人民城市理念则坚持人民本位，主张城市空间是人民共同生活的家园。这一转换的实质，是将城市从“统治的工具”和“增殖的机器”中解放出来，恢复其“共同体”的本来面目。
这一转向的意义，只有置于长时段历史视野中才能被充分理解。如果说传统城市偏重政治共同体，近代城市偏重经济共同体，那么人民城市的实践则试图开创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文明新形态。其核心逻辑是：城市共同体的根基不在于空间形态的宏大和经济指标的攀升，而在于城市中的人是否真正成为“共同生活”的主人。这一回答超越了西方城市理论“国家—社会”“政府—市场”的二元对立框架，形成了以“人民”为轴心的城市共同体建构逻辑。
城市文明史本质上是关于“人如何共同生活”的探索史。从早期都邑的礼制安排，到近代口岸城市的空间重组，再到当代城市发展理念的根本转向，城市形态的每一次变迁，都伴随着共同体组织方式的重构。传统中国城市在政治礼制框架下维系了文明的连续性，却也形成了森严的等级秩序；近代城市在工业化和殖民冲击下释放了经济能量，却也使共同体纽带在资本逻辑下趋于瓦解；人民城市的实践，则试图在历史的断裂处重新接续“共同性”的文明理想。
“何以成城”之问，是对城市本质的追问。城市之所以为城市，不在于城墙的巍峨、市场的繁华或楼宇的高耸，而在于它能否为共同生活提供有温度、有尊严、有归属感的空间载体。人民城市理念的价值，在于它把“人民”从城市发展的被动承受者转变为共同生活的主动创造者，把城市从权力与资本的附庸中解放出来，使之回归“人民共同生活的家园”的本真属性。
面向未来，城市文明的演进不会终止，但评判尺度始终不变：城市是否让居民真正成为共同生活的主人。这既是历史启示，也是人民城市理念为人类城市文明贡献的中国答案。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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