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因共同生活而兴起，也在共同生活范围不断扩大、社会边界不断被突破的过程中演变。回望从早期聚落到现代都市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城市首先是在共同劳动、共同交往中形成的生活共同体，但谁能够分享城市资源、参与城市事务，是城市文明发展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把城市发展的主体和目的统一起来，为理解城市文明的历史进程确立了人民立场。因此，人民城市不是对城市历史的简单总结，而是城市共同体在主体关系上的深化，是一种让创造城市的人真正成为城市主人的思想。

　　共同生活是城市文明的历史根基。城市是人的聚居形态，但人的聚居并不会自动形成城市。只有聚居的人开始劳动分工、交换物品、共同防卫，并逐渐形成稳定的公共事务，聚居点才会转化为城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分工的发展最终形成“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这是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分离的重要表现。这一判断揭示，随着社会生产越来越复杂，不同劳动之间需要更加密切的协作，城市便成为各种社会活动集中的地方。城市需要乡村提供粮食和原料，乡村也需要城市提供工具、市场和服务。城乡之间并不是彼此孤立的两个世界，而是通过生产和交换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城市从来不是建筑物的简单集合，也不是脱离人的生活而独立存在的空间。城市的形成，归根到底是人们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并不断组织公共事务的结果。

　　最早的城市出现在农业生产发展之后。定居农业使人们摆脱了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也为人口集聚提供了物质条件。但农业剩余并不意味着城市就会产生。灌溉、仓储、手工业、祭祀、贸易和防卫等活动，需要一部分人从生产中分离出来，承担新的社会职能。于是，农民、工匠、商人、管理者和宗教人员之间形成了复杂联系。古代中国的都城建设，既体现国家权力的组织能力，也离不开工匠、农民和普通居民的长期劳作。两河流域的乌鲁克、古埃及的孟菲斯等早期文明城市，都不是单一功能的聚落，而是生产、交换、权力和日常生活交汇的场所。城市运转依靠日常生活中的生产、运输、交易和服务，没有这些具体劳动，城市的宏大形制便无法持续。

　　城市的历史可以被理解为人们不断扩大共同生活范围的历史。从最初定居和物品交换，到复杂的社会分工，再到工业化条件下的协作生产，城市始终由人的劳动创造，也由人的交往维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文明的程度，不在于拥有多少高楼和道路，而在于能否把分散的个人组织为相互依存的共同体，把不同形式的劳动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基础，让参与城市建设的人们真正拥有城市、享有城市。

　　城市发展对共同生活的挑战。共同不等同于公平。古希腊城邦中，广场、剧场、港口和公共议事空间把贸易、政治、宗教和文化活动联系在一起，但奴隶、妇女和外来者往往不能享有完整的政治权利。中世纪欧洲城市素有“使人自由”的说法，本质上却是排他性的特权团体。市民权通常限于有产的成年男性户主。城市文明的成就与其排斥性边界始终并存。历史表明，城市共同体不是一次建成的制度，而是不同群体围绕劳动、居住和公共资源反复协商的过程。城市生活越复杂，排斥性边界造成的冲突就越难被掩盖。

　　工业化赋予城市强大的生产能力，也第一次把规模庞大的人群置于同一个生产和生活体系。曼彻斯特、芝加哥等工业城市的兴起表明，城市发展不再只是人口数量的增加，而是生产关系和社会联系的全面重组。但很快人们发现，工厂越多、人口越密集，城市生活中彼此牵连的问题也越多。工人居住条件会影响公共卫生，街道和排水系统会传播疾病，工厂排污会影响整个社区的空气和水源。城市规模扩大的同时，也把贫困、疾病和阶级矛盾汇集起来。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工业城市的考察，正是从工人的居住环境、劳动和健康状况出发，揭示了城市繁荣背后的社会代价。

　　中国近代城市也有类似经历。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后，上海、天津、汉口等城市人口迅速增加，码头工人的装卸、纺织工人的劳动、人力车夫的奔走，以及普通居民对公共空间的使用，都是城市运行不可或缺的部分。城市经济焕发新的活力，同时也出现供水不足、传染病流行和居住拥挤等问题。上海公共租界较早建立了道路、供水、排水和卫生管理制度，但这些制度首先服务于租界，并没有平等覆盖所有居民。由此可见，城市公共责任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涉及城市资源由谁享有、城市治理为谁服务的问题。

　　从工业城市的卫生危机，到现代城市住房、交通和公共服务建设，城市发展的历史表明，人口集聚必然带来共同生活的挑战，而共同生活的挑战又必然要求公共责任。城市只有统筹生产发展、社会保障和日常生活，才能真正成为人民共同建设、共同生活和共同发展的家园。

　　人民城市是城市文明的实现。城市文明发展更深刻的含义，在于将越来越多的人纳入共同生活，使原本被排除在城市秩序之外的人，逐步获得居住、劳动、交往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城市文明正是在扩大共同生活范围、突破排斥性边界的过程中展开的。人民城市理念，则把这一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推进到新的阶段，使城市真正成为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生活共同体。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长期战争造成的破坏，城市治理首先从清理垃圾、整治水道、防治传染病和恢复公共交通等工作入手。20世纪50年代的爱国卫生运动，把政府组织、基层社会和居民日常行动结合起来，城市环境的改善不再只是少数部门的事务，而是成为广泛的社会行动。此后，居民福利、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制度建立，城市生活逐步转向由国家、单位和社区共同提供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规模持续扩大，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农民工、个体经营者和青年创业者为城市生产、服务和消费作出重要贡献，却一度难以平等地获得教育、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障。2014年国务院户籍制度改革意见提出，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逐步扩大居住证持有人享有的公共服务。城市空间的更新同样呈现主体关系的变化。上海杨浦滨江曾是近代工业和码头集中的生产岸线，2017年至2019年分段贯通开放，保留烟囱、仓库等工业遗存，并将滨水空间转化为市民步行、休憩、学习的公共空间，城市建设者的劳动由此进入共同记忆。城市从“生产的容器”转向人民安居乐业的场所，正是城市文明尺度变化的具体见证。

　　城市是人的共同体意味着生产生活相互依赖，城市文明的发展表现为共同体边界不断向更多社会成员开放。“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是对城市主体关系的重新确认，是城市文明前进的方向。城市文明的实现不是城市不再有矛盾，而是面对矛盾时，城市能够以人民的共同生活为尺度，以扩大参与和共享为路径，使更多人成为城市生活的主人。人民既是城市文明的创造者，也是公共生活的参与者、城市成果的享有者和发展方向的决定力量。这一历史使命，构成当下城市建设连接过去、面向未来的根本线索。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