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孪生、大数据、人工智能治理全面进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城市哲学迎来人工智能转型，正在走向人工智能化，区别于传统城市、智慧城市，我们可以称之为智能城市。具身、算法与对齐等原有实体城市的分析范畴需要被重新激活。其中，具身是现实根基，算法是矛盾中介，对齐是价值归宿，三者贯通本体—辩证—价值，形成智能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的基本架构。

　　在智能时代，城市正在变成智能城市。城市的本体构成可以从城市结构、城市工作系统角度理解，在智能城市中，这些系统与智能深度捆绑，形成一个具身的城市，即智能体城市。

　　从城市结构看，传统城市结构由空间、规模、产业三大要素组成，人口密度、产业布局、城市群是其主要表现。智能时代的城市结构演化出“物理空间—数字镜像—具身主体”三重嵌套结构。第一，从空间维度看，城市既有建筑、道路、生态等物理空间，也生成位置服务、数字孪生场景、线上政务等数字空间。城市群、区域城市化呈现双重形态：不仅有京津冀、长三角实体城市群，还形成了跨城市的数据流通网络。第二，从规模维度看，城市规模不再只看地理疆域、人口体量，数据体量成为新表征。但数据规模不能脱离人的肉身限度。超大城市的数据流量暴涨，如果忽视人的身体承载力，再庞大的数据规模也只是空洞数字。第三，从产业维度看，数字经济、平台产业成为城市新的产业类型。平台产业表面上运行于云端，实则依托劳动者、消费者的具身活动得以运转。

　　从城市工作系统看，作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构成的有机整体，智能城市强调以系统思维统筹城市各项事务。智能时代的重大变化是大量引入数字孪生仿真、大数据推演辅助城市工作。城市规划可以在数字模型中推演城市扩张、功能分区，仿真各种理想化城市图景。但仿真只是工具，规划的出发点必须是人的具身体验：步行感受、出行便利、老人儿童的活动需求。城市治理推行精细化数字管理，依靠海量数据实现风险识别，但如果只看数据报表，忽视居民现实的身体处境，精细化就会沦为数据上的精细化。

　　算法在人工智能时代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结合城市发展中的矛盾关系，尤其是新时代中国城市发展中的五个统筹，即城乡关系统筹、发展动力统筹、三大主体统筹、多重需要统筹、区域统筹，如何筹算，在建设智慧城市、智能城市中，城市算法有积极的意义。算法本身是中性技术的集合，它既可以放大矛盾，也可以经由制度引导，承担起多个统筹的技术中介角色。辩证法的核心不是消灭矛盾，而是把握对立统一，算法是智能条件下实现统筹的重要工具，同时算法自身也内含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

　　城乡关系是城市辩证法最基础的关系。算法与数字平台一方面可以助力数字乡村、电商助农、远程医疗教育，打通城乡信息要素流动，破除传统城乡二元壁垒；另一方面，算力、数据、优质算法资源集中于中心城市，容易形成新的数字虹吸，加剧数字层面的城乡差距。算法统筹城乡就是要发挥算法的联通功能，同时约束算法自发的资本虹吸倾向，推动算力、数字公共服务向乡村下沉，防止形成“数字城乡二元结构”，服务城乡融合发展。

　　改革、科技、文化共同构成中国城市发展动力系统。算法是科技动力的核心载体，为城市释放新动能。但技术逻辑不能单独主导城市。算法的统筹动力意味着以改革破除算法治理中的制度障碍，完善算法监管制度；在发挥算法科技动能的同时，约束算法的单一效率逻辑，保护城市文化记忆、历史文脉、城市精神，避免算法流量逻辑消解地方文化。实现改革破局、科技赋能、文化铸魂三者的辩证统一，不能唯算法技术论。

　　统筹政府有形之手、市场无形之手、市民勤劳之手，是城市辩证法的重要命题。算法重构三方主体的博弈关系。政府借助算法实现城市精细化治理，但需要防范算法“黑箱”带来的权责模糊；资本掌握大量商业算法，资本逐利逻辑有可能借算法侵蚀城市公共空间；市民借助算法拓展参与渠道，但也面临信息茧房、算法遮蔽民意的风险。算法层面的统筹就是通过制度规制算法，政府做好算法监管，约束资本算法的逐利偏向，保障市民的知情权、参与权，推动三方主体在数字环境下协同发力。

　　城市工作必须统筹经济需要、生活需要、生态需要、安全需要。算法可以对城市经济运行、人居环境、生态监测、风险预警开展实时计算。但算法容易优先量化经济指标，生活感受、生态美感、安全韧性等很多维度难以被简单数据化。算法统筹不是把一切交由算法计算，而是把可量化的经济、安全指标交给算法处理，同时保留非量化的人居、生态价值判断，防止经济指标挤压生活、生态、安全诉求。

　　我国已经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东中西部差异化的城市空间格局。算法大数据可以实现跨城市产业协同、基础设施联动、生态联防联控，助力城市群要素自由流动。但算法如果完全服从市场自发逻辑，会进一步把资源向东部头部城市群集聚，拉大区域城市差距。算法在这里的统筹功能体现为：借助跨区域数据平台促进城市群协作，同时通过政策引导算法资源向中西部中心城市、边疆口岸城市倾斜，优化全国城市空间布局。

　　城市对齐：智能城市价值论

　　城市价值论回答了城市发展的目的，新时代中国城市价值论的核心命题是人民城市，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把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评判城市工作的根本标准，追求宜居、韧性的城市目标。对齐是智能时代城市价值论的核心关键词。所谓城市对齐，就是让算法运行逻辑、数字系统设计、全部城市智能实践向人民城市的价值目标对齐；让技术工具理性对齐以人为核心城镇化的价值理性；让数字城市的运行结果对齐人的具身生存的美好生活需要。对齐不是算法内部自动生成的，而是外部价值规范对技术系统的主动规约。

　　进而言之，目标对齐就是把“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作为智能系统设计的前置约束。智慧平台、数字孪生、智慧治理，立项之初就要对齐群众的现实诉求，而不是先做技术再寻找应用场景。城市的更新、智慧改造，要优先回应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最好的数字资源留给人民。主体对齐要求在算法设计、公共数字资源配置中主动向数字弱势群体倾斜，对齐不同阶层市民的权益。效果对齐就是持续校验智能城市现实运行效果，与宜居城市理想进行对照。算法输出的各项量化指标（通行效率、治理效率）不等于城市善治。当智能系统带来空间歧视、压缩步行空间、割裂社区生活时，意味着技术运行与人民宜居目标发生错位，需要及时校正算法与数字方案。城市治理的根本目的是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是检验对齐是否实现的最终标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