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江怡，山西大学教授，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名誉理事长，国际皮尔士学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维特根斯坦哲学、分析哲学史、西方哲学史、语言哲学等。代表作品有：《维特根斯坦：一种后哲学的文化》（1996）、《维特根斯坦传》（1998、2018）、《现代英美分析哲学》（2005、2023）、《思想的镜像》（2009）、《时代问题的哲学分析》（2022）等。发表中英文章三百余篇。
在年轻的维特根斯坦眼中，剑桥完全是一个全新的、令人着迷的世界，而他最终转入剑桥大学学习哲学，完成了他人生中的两个重要转折：一个是从漫无目的地自我探索转向了有明确导师指引的全新学习；一个是从主要依靠实践能力的工程技术转向了主要通过理论思考的哲学探索。
维特根斯坦从工程学转向数学和哲学研究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早在孩提时代，他就对数学和哲学问题深感兴趣，对机械制造的钻研让他做了大量的数学演算。虽然他在数学基础问题上的研究要比在哲学上的思考花费更多的时间，但他始终认为，数学不过是一种工具，我们可以用它解决我们的思想难题，但无法替代思想本身。不仅如此，他还对哲学提出了一些独特的看法，认为哲学本身并无价值，哲学只是一种手艺活，它的价值就在于把它做好。在当时的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的最高成就是可以产生一种美，这是需要理性的努力才能把握的美。一名工程学的研究生能够对哲学有这样的理解，已经足以让他的同辈们刮目相看了。他的导师罗素对这位学生更是厚爱有加。
罗素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记载道，维特根斯坦在剑桥的学习生活非常活跃，处处表现出一种思想的活力，对他读过的大书，比如罗素的《数学原则》（1905）和罗素与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1903-1910）都极为推崇，把它们看作音乐中的美。的确，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时刻都体现出音乐对他的深刻印象：他不仅把他喜欢的书看作如同音乐一样令人陶醉，而且把自己的书也设计成如同音节一样有着美妙节奏的样式，这就是他的成名之作《逻辑哲学论》。从维特根斯坦对音乐的终生眷恋看，这本书的样式正是来自他对音乐的内心感受，因为它的命题排列完全是有着强弱快慢节奏的一支乐曲。
罗素在他的《自传》中多次描述过维特根斯坦当时在剑桥学习时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他看到，维特根斯坦追求的哲学理想是要达到对人生的透彻体验，因而他总是怀着极大的热情学习他所需要的一切，其中包括了数学和逻辑，因为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它们是达到哲学理想的重要工具。的确，但维特根斯坦学习逻辑时，他把逻辑看作是有助于解决形而上学问题、伦理学的本性以及生活的意义问题等。所以，罗素在1912年的一封信中曾说，维特根斯坦似乎是一个神秘主义者。这个看法使得维特根斯坦开始落入被误解的历史漩涡。在某种意义上，罗素既是维特根斯坦的导师和朋友，同时也是最早误解他思想的人。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之间的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在当代西方哲学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当维特根斯坦初入剑桥，罗素正在写他的《哲学问题》一书。他在书中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一切哲学问题都可以被分析为语言问题，并最终解释为逻辑问题。这对年轻的维特根斯坦有很大吸引力，因为他当时正在想办法解决用逻辑解释世界的问题，而罗素的想法不仅肯定了他的基本思路，而且为他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和途径，这就是要用数理逻辑的手段分析语言的逻辑结构，从而达到解释世界的目的。所以，维特根斯坦进入剑桥后，迫不及待地聆听了罗素的讲座，并直接拜见罗素本人。罗素在《自传》中把维特根斯坦称为“我的德国人”，因为维特根斯坦的英语总是带有一些德语口音。罗素说，我的德国人非常好辩，以为一切经验上的东西都是不可知的。对此，罗素就反问他，在我们谈话的屋子里没有一头犀牛，这难道是不可知的吗？但维特根斯坦却不承认这一点，罗素就真的挨个检查书桌底下。这里的分歧当然不是世界上是否存在某个东西，而是说，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世界上只有断定性的命题，也就是对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有所断定的命题，而存在性的命题，也就是说，描述世界上所存在的事物的命题，由于可能涉及不存在的事物，所以它们是没有意义的。实际上，维特根斯坦在这里区分了被断定的东西和断定本身。如果我们把被断定的东西称作命题，当这个命题并不涉及任何精神上的成分，那么，这个命题即使在做出判断的时候没有涉及现实的事物，它也是有效的。这就是说，命题的真假是与命题所断定的事物无关，而是与命题概念有关。他给出的一个有力论证是，我们可以有包含“不”这样的否定词的命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根据现实的事物断定一个否定命题的真，那么，根据符合论的真理观念，就应当存在一个可以用于判定否定命题为真的事实，也就是否定性的事实。然而，根据常识，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否定性的事实。由于对否定性事实的存在的否定，逻辑上就会对一切事实的存在提出否定，因为涉及否定，就会涉及对存在性命题为真的断定根据。这样，维特根斯坦就已经走到了他在《逻辑哲学论》中的第一句话：“世界就是所发生的一切。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不是事物的总和。”
维特根斯坦的独特思考，使得他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与自己的导师罗素和前辈哲学家摩尔等人的不同。罗素在《自传》中把他的这位“德国朋友”称为对一切推理的强烈反对者，认为与他交谈简直是在浪费时间。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的德国朋友正在哲学与航空学之间犹豫不决；他今天问道，我是否考虑过他在哲学上完全没有希望，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但我并不认为是这样。我让他给我一些他写的东西来帮助我对此做出判断。”根据罗素的建议，维特根斯坦在1911年的圣诞节期间写了几篇东西，次年1月重返剑桥后交给了罗素。罗素看后大加赞赏，说比自己的英国学生还要好，应当鼓励他，或许他会成大事的。后来，维特根斯坦又给了他一些稿子，并表明他决定继续从事哲学研究了。经过罗素等人的推荐，维特根斯坦在当年2月1日就被接纳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正式成员。当时，维特根斯坦被安排的导师是著名数学家格莱舍（J. W. L. Glaisher），到了6月份，罗素被指定为维特根斯坦的直接导师。
在剑桥，维特根斯坦结识了许多当时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等，如摩尔、麦克塔加特、凯恩斯、约翰逊、怀特海、多沃德、利奇、奥格登，以及许多著名科学家，如维生素的发明者之一霍普金斯以及电子的发现者汤普森等。当然，他与罗素、摩尔、怀特海、约翰逊等人关系更为密切。罗素曾多次对能够结识维特根斯坦表示庆幸，甚至说，结识维特根斯坦是他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思想遭遇之一。“他可能是我所见过的最完美的传统意义上的天才：热情、深情、认真和超凡卓群。他有着那种我只有在摩尔那里才能看到的纯真。”很难想象，这些赞誉之辞出自一个有着深厚学养和深刻思想的哲学家之口，这足以可见维特根斯坦在罗素心目中的份量。
在剑桥，维特根斯坦与罗素的关系很像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关系，他们之间很少清规戒律，完全是一种自由民主的学习方式。维特根斯坦生性腼腆，不愿过多参与社会交往，但罗素每次参加私人聚会都要邀请维特根斯坦一起出现，并把他介绍给学院的其他同事或某些学会的成员。可是，维特根斯坦的固执和急躁以及对他人反应的过于敏感，又往往使得他很难与其他人进行深入的交流。按照罗素的说法，这主要是因为维特根斯坦在讨论中往往不注意方式方法，而只是一味地自说自话。这种直率的表达方式和性格，在他与人交往中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也导致了他的思想被后人不断误解。当然，这种误解不仅来自于他的交往方式，更主要是维特根斯坦对任何事情的认知方式和独特的思想风格。这在他与罗素的思想交流中就已经得到明显体现，甚至连罗素自己都说，他与维特根斯坦的关系与其说是师生，不如说是朋友。维特根斯坦对罗素思想的批评，远多于罗素对维特根斯坦的指导。他们在思想上的明显分歧，首先就表现在维特根斯坦所写的第一本哲学书《逻辑哲学论》以及罗素对这本书的评价上。这本书的写作和完成过程，既是维特根斯坦完整思想的第一次明确表达，更是他与自己的导师罗素的哲学分歧的首次公诸于世。
如果说维特根斯坦的一生充满了传奇的话，那么，他的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过程更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传奇故事。
故事还是要从维特根斯坦在剑桥跟随罗素学习说起。上文说到，维特根斯坦与罗素的关系是亦师亦友。虽然他从罗素那里也学习到了许多东西，但从一开始，无论是从出发点上，还是在基本思路上，他与罗素都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而且正是这些分歧最终导致了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分道扬镳。这些分歧主要包括：第一，罗素对数学和逻辑的研究始终没有放弃追求建立完善的哲学理性大厦的理想，因此他的思想前提是要获得哲学上的价值；但与此不同，维特根斯坦并没有这样大的哲学抱负，他的目的只是想弄清语言逻辑的基本结构，以便使我们能够清晰明白地表达思想。第二，在罗素看来，人类的理性能力足以认识和把握外部世界，因此对我们的认识来说，不存在任何神秘之物；但维特根斯坦坚持认为，我们的认识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可以认识和表达的只是世界一小部分，还有更大的部分是我们无法表达的，甚至是无法认识的。第三，在如何理解世界的逻辑构造上，罗素与维特根斯坦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其实，当我们说他们之间存在这些分歧，主要是因为维特根斯坦始终抱怨罗素没有真正理解他的思想。我们从罗素对他思想的解释中也可以看出，罗素的理解也的确存在不少误解的成分。
虽然存在这些分歧和误解，维特根斯坦在准备他的《逻辑哲学论》初稿时，依然从罗素那里得到了很多的支持和帮助，所以，他在书中多次提到罗素思想的重要贡献。但从整体上看，维特根斯坦在写作该书时，并没有从罗素的思想中获得更多的资源，相反，罗素却因为维特根斯坦在1911—1912年间写下的《关于逻辑的笔记》中得到灵感，提出了被他后来看作是代表了自己思想的逻辑原子主义哲学。正因为如此，罗素把这种哲学的发明权献给了维特根斯坦。然而，维特根斯坦似乎并没有满足于对这种哲学宣示主权，他的思想具有更为终极的目标，即为人类思想和语言划定界限。这就是《逻辑哲学论》中的核心观点之一。
有了这些想法，维特根斯坦就不再满足于跟随罗素学习了。从1912年秋季起，他就开启了放飞自我的度假之旅。最初是与自己的挚友平森特在冰岛为期一个月的假期，随后他们又去了挪威度过了愉快的假期。最后，他独自在挪威的俾尔根东北松内湾的希约尔顿的一个农场住下，一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这前后近两年的时间里，维特根斯坦基本上生活在挪威的一个小山上，为自己建造了一所小屋，甚至希望在那里过一种隐居生活。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的思想大多都是在这里形成的。1914年3-4月，摩尔专程从剑桥到挪威看望维特根斯坦，记录下了他口授的研究成果，这就是维特根斯坦死后发表的《挪威笔记》。在挪威期间，维特根斯坦习惯于把自己思考的东西随时记录在几个笔记本上，这些笔记本就成为他为《逻辑哲学论》的写作准备的素材，其中被保留下来的很少部分在1961年以《1914—1916年笔记本》为题出版。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维特根斯坦第一次感受到人世间的残酷无情。虽然他因病可以免予兵役，但他还是主动报名参军，加入了奥匈帝国的军队。在他看来，走上战场是最好的自杀方式。联想到他的两个哥哥自杀身亡，这的确可以让我们理解他上战场的动机。令人吃惊的是，他非但没有在战场上阵亡，反而还因为表现勇猛而获得了勇敢奖章。不幸的是，在1918年11月，随着奥匈帝国的溃败，他成了意大利人的俘虏。四年的战争经历，不仅没有让他实现自杀的愿望，反而使他对生活产生了更为强烈的追求。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即使是在战争期间，他也从未放弃过对哲学的研究。据说，他在被俘时帆布包里就装着《逻辑哲学论》的手稿。维特根斯坦曾对他的好友冯·赖特谈起过他在战壕里产生语言是实在的图像这个想法的过程。他在战壕里读到一本杂志，上面有一幅描绘在一次汽车事故中事件的可能次序的略图。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这幅略图在这里就起到一个命题的作用，是对事物可能状态的一个描述。这种作用是由于这幅略图的各个部分与实在的事实或事件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这就让他想到，可以把这个类比颠倒过来，一个命题就相当于一个图像，它的组成部分与世界之间也有类似的对应关系。这样，命题的各个部分组合起来的方式，也就是命题的结构，就反映了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方式，也就是事物存在的可能状态。这样，维特根斯坦认为，他就可以解决有意义的命题的本质问题。他把这个想法不断系统完善，在意大利的俘虏营里最后整理出了一部书稿，这就是《逻辑哲学论》。
这是维特根斯坦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他生前出版过的唯一一部哲学著作。这本书的出版，结束了维特根斯坦早期的哲学思考，因而这本书也被称作他的前期哲学的代表性著作。不仅如此，这本书的出版还直接奠定了他在当代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关于这本书的哲学思想，我们在后面慢慢道来。这里先讲一下这本书的出版过程，充满了传奇色彩。
当维特根斯坦从意大利俘虏营中被遣返出来，他通过凯恩斯的帮助，把《逻辑哲学论》的手稿分别寄给了弗雷格和罗素。弗雷格的反应似乎很冷淡，但罗素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因为它把他们战前讨论过的关于命题意义的问题大大推进了。1919年8月，维特根斯坦回到维也纳，12月与罗素相约在海牙重逢，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共同讨论了《逻辑哲学论》。最后，罗素同意为这部手稿写一篇序言，虽然他并不完全同意其中的观点。但在出版上遇到了一些麻烦，因为当时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这部手稿。最后，终于有一个出版社愿意出版，但条件是必须有罗素的序言作为推荐。然而，维特根斯坦对罗素的序言并不满意，认为罗素并没有真正理解他的思想，所以，他拒绝把罗素的序言连同他的手稿一起出版，这样出版商也就不再同意出版了。结果，还是经过罗素的努力，这部手稿的德文版终于在《自然哲学年鉴》的最后一期发表，时间是1920年。
但是，维特根斯坦对这个德文版并不满意，称它充满了错误。这些错误主要是在逻辑符号的使用上的，以及排版上的错误。这些错误使得当时的读者无法理解这本书的价值。就在这个时候，维特根斯坦在剑桥时结识的朋友奥格登恰好担任位于伦敦的凯根?保罗出版社的编辑。在征得维特根斯坦和罗素的同意后，他就开始了翻译和出版这本书的英文版。他还邀请了对维特根斯坦思想有充分理解的拉姆塞共同翻译。罗素建议，英文版与德文版对照出版，但在英文版的书名上则遇到了一点麻烦。最初，出版社提供的英文名称为《哲学逻辑》，但遭到维特根斯坦的坚决反对。后来，摩尔建议采用一个拉丁文名称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维特根斯坦认为，这个虽然不是最好的，但多少也表达了书中的思想。最终，该书的德英对照版就采用了摩尔的题名，于1921年正式出版。这也成为《逻辑哲学论》一书出版的公认时间。
不过，有关《逻辑哲学论》出版的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在维特根斯坦于1919年离开哲学圈之后发生的。在他经历了最初出版商的拒绝后，他就把出版的事情全权委托给了罗素，表示该手稿任凭罗素处理。但罗素于1920年恰好来到中国访问，就把这个事情交给了他的一个学生办理。但《逻辑哲学论》出版后，立即在当时的英国哲学界掀起了不小的风波。罗素在书的序言中就这样预言道，该书的出版可以看作是哲学界的一件大事，任何一个认真的哲学家都不会忽略这本书的价值。当时只有20岁的拉姆塞还在著名的哲学杂志《心》上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书评。但维特根斯坦对这一切似乎并不知晓，因为他已经到了奥地利偏远的乡村小学当“孩子王”啦！至于维特根斯坦后来是如何重新回到哲学舞台上，并持续引领当代哲学的发展，我们在下一篇中继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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