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构建的“洞穴喻”可谓是西方哲学史上影响力最大、解释层次和角度最多的哲学寓言。洞穴喻揭示出哲学与世俗政治的冲突。世俗政治是否需要哲学的指导？哲学家常陷入进退维谷。

　　长久以来，对洞穴喻的解释丰富且复杂，根源在于它本身具备多重内涵：作为柏拉图系统阐释理念论的核心文本，洞穴喻自新柏拉图主义以来便不止于政治哲学维度的解读，存在论层面的当代诠释亦层出不穷，海德格尔便是范例。2026年正值海德格尔逝世5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网特别推出“存在与真理——海德格尔与柏拉图的‘洞穴喻’”圆桌笔谈，通过7位学者的研读呈现海德格尔对柏拉图洞穴喻所做的现象学阐释。

 哲学的基本问题与真理的本质　

　　在1933年的政治现实和思想氛围中，海德格尔在他短暂的校长任期内这两学期的课程显然不是单纯地进行理论沉思，而是将存在之思和现实联系了起来。他试图通过哲学追问发现德意志民族的使命。

　　西方形而上学遗忘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哲学的历史是从其开端便日益增长的没落。海德格尔说“笛卡尔的怀疑的彻底性以及哲学和知识的新奠基的严格性，完全是一个假象，从而是致命的、直到今天都难以根除的幻觉的来源。”他认为，必须返回古希腊，在第一个开端处重新探讨真理的本质以及存在的真理。海德格尔由此开启了对柏拉图洞穴比喻中的真理的阐释。

　　历史上对真理的本质有两种基本概念，真理作为无蔽和真理作为正确性。这两种概念的对峙在希腊人那里已经出现。海德格尔通过柏拉图的洞穴比喻的分析表明，洞穴比喻所展示的是两种真理概念的对峙和斗争。洞穴中的囚徒是日常的沉沦状态的人们。囚徒并非完全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对他们而言的无蔽是被火光投射到洞穴墙壁上的影子。他们不是将影子仅仅作为影子，而是当成真的，因为他们不知道背后的火和光，没有能力区分光明和黑暗。 【原文阅读】

 转向真正的光源与“第二次解放”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真理》中指出，形而上学的原始形态源自古希腊人的“作诗-运思”，是一种对存在者之涌现的惊异与应合，是尚未固化为体系性的知识框架。然而，自近代以来，这一源始的运思方式被基督教神学所吸纳和重塑，转而成为对世界、人与上帝的神学沉思。

　　由于近代形而上学被基督教神学和现代数学所主宰，与此同时，真理也等同于正确性，因此，形而上学不再是对古希腊人的“作诗-运思”的应合，而仅仅沦为了对存在者的规置与表象，这正是海德格尔所谓“存在之遗忘”的近代形态。基于这一思想背景，海德格尔对柏拉图“洞穴喻”的存在论阐释，旨在重新揭示古希腊人关于存在者之整全的、源始的“作诗-运思”经验，其关键就在于存在与真理的关系问题。在海德格尔的相关阐释中，古希腊语词ἀλήθεια的双重含义得到明确澄清：它的源始含义是“无蔽状态”，即存在者之敞开状态；其派生含义才是“正确性”，即命题与事态之间的符合关系。在海德格尔看来，正确性并不是真理的本质，因为它奠基于作为无蔽状态的真理之上。。

　　在海德格尔对“洞穴喻”中两次解放的重新阐释中，第一次解放仅仅解除了囚徒脖颈上的枷锁，使其身体得以转动，不过，这只是外在姿态的转变。囚徒仍然朝向阴影，却不知其为阴影，反而更加牢固地习惯于这种原初的“无蔽状态”。第二次解放则涉及“扭转脖子”，从而朝向真正的光源，这一转向才意味着真正的解放。 【原文阅读】

海德格尔论“本真的解放”的实现方式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真理》中，把柏拉图“洞穴喻”中的第三阶段看作是穴居人走出洞穴，进入太阳光照下的理念世界，进而真正得以自由的过程。相较于上个阶段，这一阶段被海德格尔看作是对于穴居人的“本真的解放”，因为这一阶段克服了两个失败的原因：一是，人的解放在人尚未将无蔽者“当作”无蔽者来认识时，是不能达到的；二是，去掉枷锁只是一种“外在的解放”，而没有在其本已存在中触及人。因此，海德格尔对于“洞穴喻”第三阶段阐释的核心任务就是，回答如何实现“本真的解放”。

　　海德格尔指出，“本真的解放”要求被解放者主动意愿解放本身，也就是要求人主动去意愿“光”本身。这一过程诉诸着一种对于“光”的而且是顺应其需求和意愿的“责任”。区别于“洞穴喻”第二阶段的“消极的自由”，即被动解开枷锁从而不受束缚，“洞穴喻”第三阶段展现出一种“积极的自由”，即主动地追溯光源并走出洞穴。  【原文阅读】

自由、历史性与人之存在

　　海德格尔在1933—1934年冬季学期课程《论真理的本质》中，有三个重要的论题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海德格尔的自由论题。弗莱堡大学的荣休教授菲加尔在《海德格尔导论》中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海德格尔将自由和光联系起来，超出了原有的柏拉图的文本和理解，由此可见海德格尔对自由问题的强调。柏拉图的洞穴比喻与人的自由休戚相关。我认为，海德格尔的强调是合理的，因为哲学与人的自由休戚相关。

　　其次，海德格尔强调“历史性”。脆弱易逝的个体性存在，化入了历史和民族之中，由此找到了更大的意义源泉。最后，关于人之存在。海德格尔认为，动物是以本能的方式与环境打交道，它被收束在环境之内；与此对照，人与环境的关系是得到照亮的，因为人能够将环境理解为环境。这也意味着，真理和存在在人这里有一种本质性的发生，由此所有存在者才变得敞开。 【原文阅读】

回到洞穴与哲学家的命运

　　1933—1934年，海德格尔刚加入了纳粹党，成为了弗莱堡大学的校长，简而言之，投入了政治。对于此时的海德格尔来说，哲学家是解放者，兼具教育者与政治家双重角色。他在此将哲学与政治关联起来。哲学家返回洞穴的动力源于爱（φιλία），即爱欲或冲动，因而这种行动意味着一种内在必然性或者说命运。

　　哲学家与洞穴中常人的差别在于一种区分能力：哲学家是在灵魂中看到光明的人，能区分真理与非真理。哲学之思，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样式，关乎每个人，关乎民族的命运。海德格尔反复强调，真理或者说无蔽状态不是静态的，而是斗争与争执，因为去蔽与遮蔽总是相伴随的。真理是在时间中发生的行动、过程、历史。哲学家返回洞穴是一种去蔽行动，与民族精神的成长和历史的演进相连。 【原文阅读】

善的理念、真理之轭与人的历史性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真理》中对柏拉图的“洞穴喻”进行了存在论重释，其所要回答的问题是，解放者在洞穴喻的终点所看到的“善的理念”究竟意味着什么。

　　具体而言，海德格尔首先阐明了善如何作为“看”与“被看”之间的“轭”。正如“看”的实施与“被看”的可能性都需要一个使二者成为可能的共同力量（如“光”“太阳”）作为轭，对理念的觉知与被觉知，同样需要一个使二者可能的力量，这便是“善”。所谓“真理之轭”，指善作为轭经由存在—真理实现理智领域的联结。

　　然后，海德格尔开始从“善的理念”过渡到“人的历史性”。其核心命题是：真理与存在均非最终之物，二者共属一体、被善所“赋能”；而这种赋能与人有本质性的关联，即是说，善“解放人，并由此联结人”，将“本真的必然性”带入人的此在，作为自由的前提。 【原文阅读】

海德格尔论真理和非真理的关系

　　在科学主义、自然主义成为哲学思想主流的时代，现象学时常退守对“第一人称体验”或“意义世界”的澄清。但是，海德格尔有关真理本质的讨论无法轻易吸收进这种框架：与其说他是在一个既有的哲学框架下解决某个叫作“真理问题”的局域性问题，不如说他要以真理学说给一切号称有不言而喻的真命题的立场来一次“釜底抽薪”。

　　柏拉图既通过作为真理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之“轭”的善，打开了此在在真理本质中扮演的角色问题，又因为太快地以理念论理解事物的存在，而错失了它们各自在真理事件中的闪耀，使真理沦为与理念的符合。柏拉图的这种“迷误”（Irre）并非哲学史上一次偶然的、本可避免的“迷失”，而是真理之“非本质”的一种体现。无论是复数的、具体的、存在者层面的真理，还是单数的、存在论层面的“真理本身”，都要通过种种迷途来迂回地揭示自身；而此在在这种迂回中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20世纪30年代的海德格尔甚至将此等同于人的“历史发生”。

　　他由此呼吁“将人解放到其存在的本质去”，我们不宜基于海德格尔此时与纳粹意识形态的“同行”而对其该观点弃置不顾，而是要清醒地看到，人被带入的敞开状态也总是同时敞开了真理和非真理。迷误的危险伴着真理的可能性而诞生，即便海德格尔本人也不能幸免；我们有无法回避冒险，因为人若不进入敞开状态，则非真理与真理的区分都不会出现，我们只会在日常的状态中循环，不可避免地矮化真理，也矮化自己。 【原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