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华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海德格尔在1933—1934年冬季学期课程《论真理的本质》中，有三个重要的论题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海德格尔的自由论题。弗莱堡大学的荣休教授菲加尔曾在《海德格尔导论》中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Günter Figal, Martin Heidegger zur Einführung, Junius Verlag, 2011, s96ff.）

　　他认为，海德格尔将自由和光联系起来，超出了原有的柏拉图的文本和理解，由此可见海德格尔对自由问题的强调。柏拉图的洞穴比喻与人的自由休戚相关。我认为，海德格尔的这个强调是合理的，因为哲学与人的自由休戚相关。哲学的作用和追求之一是，摆脱未经审查的社会意见（doxa）的执定，在朝向真理（aletheia）的运动过程中解放人，使人变得自由，从而以更为灵活宽广的方式理解世界。这种求真与自由的祈向，同样回荡在尼采所赞美的“自由精神”中。与此同时，菲加尔教授指出了关键的一点，即海德格尔对此处自由问题的解读也体现了对《存在与时间》（1927年）中的自由思想的超出。《存在与时间》中的自由是在与常人状态的斗争中赢得本真的自身，在先行向死的惶恐中激发自身的生存可能，意识到自己是不断朝向将来的“能在”。这种自由思想比较接近消极自由——虽然细究起来这个理解好像有点简化。而此时的自由从free from something成为了free for something，亦即从消极自由转变为积极自由。这代表了海德格尔自由思想的一个关键转变。从摆脱某物到走向某物，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变得更加成熟的过程。而结合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在海德格尔看来，这个free for something，朝向的就是柏拉图那里的“理念”。海德格尔认为，所谓理念即“事物的本质法则”，能够认识并遵循事物之本质法则的人才是自由人。（海德格尔：《存在与真理》，朱清华译，商务印书馆，2025年，第168页。）  

　　其次，海德格尔强调“历史性”。这是海德格尔上世纪30年代思想的根本特征。当时，历史性特别与民族性和共同体相关。历史总是民族之历史——海德格尔将其称为“历史性此在”。历史性民族有其整体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其著名演讲《艺术作品的本源》中，这被称为“世界”。（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9、30、33页。）不少研究者认为，《存在与时间》的分析重心落在个体此在的本真决断上，带有某种个体主义倾向；但需要注意，“向来我属性”是生存论结构，不等同于近代原子式个体主义。与这期课程《论真理的本质》所彰显的“历史性此在”相对照，海德格尔强调的是“此在”的“向来我属性”，即此在总是“我”的个体性此在。在追求普遍性和精确性的现代科学的时代，这一思想带有对克尔凯郭尔立场的继承，强调每一个个体的独特价值。但是单纯的个体主义容易遭遇虚无主义危机。本真的自我除了紧守自我规定，自我赋义的价值，找不到高于个体自身的意义归属。这也容易导向一种相对主义价值观。即除了自我的本真与否，没有其他标准去判断一个行为的好与坏、善与恶。而这里的历史性论题如果结合上面的自由论题，在我看来，当海德格尔强调自由与约束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这不仅仅是像菲加尔教授所认为的那样是对《存在与时间》中自由思想的超出，它同时也是对《存在与时间》中个体主义立场的超出。历史性和民族性可以视为个体的一种归属。脆弱易逝的个体性存在，化入了历史和民族之中，由此找到了更大的意义源泉。单薄的个体赢得了其生存的厚度和土壤。

　　最后，关于人之存在。海德格尔对比了人、植物和动物的存在方式，在对比中显出人的特殊所在。在万物的存在中，海德格尔始终更关心人是什么。而海德格尔对人的定义方式，在《论真理的本质》中，是试图“从上而下”对人进行规定，即人首先是一种“生存”。（海德格尔：《存在与真理》，朱清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5年，第184页）传统西方哲学总是在寻找我们比动物更高的东西是什么，这是一种“从下而上”的奠基性思维。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曾对人做出了一个经典定义：人是拥有逻各斯的动物。（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收于《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页。）人首先是动物，和动物分享着相似的本能和感觉系统。除此之外，人还拥有逻各斯（理性），能够进行理性思维和自我认识，这是动物所不具有的东西。这比动物更多的逻各斯的部分就是人的独特性所在，亦即人之本质。但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思维方式恰恰已经意味着对人的贬低，因为人首先被拉入了和动物齐平的视域之中。海德格尔认为，动物是以本能的方式与环境打交道，它被收束在环境之内；与此对照，人与环境的关系则是得到照亮的，因为人能够将环境理解为环境。这也意味着，真理和存在在人这里有一种本质性的发生，由此所有存在者才变得敞开。然而，这样一种理解是否会陷入某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危险中呢？事实上，在人和动物的关系问题上，常常有人批评海德格尔贬低了动物。但其实他对动物的理解在不同文本里有一些表达方向上的微妙差异。比如，《海德格尔全集》第29/30卷有一处表达值得我们注意，海德格尔说：“生命的本质只有在一种拆解着的考察的意义上才能得到通达。而这并不意味着生命相对于人类此在而言价值更稀少或者是一个低级阶段。相反，生命是一个具有敞开之丰富性的领域。人类世界或许甚至都无法认识这种丰富性。”（Heidegger, Die Grundbegriffe der Metaphysik. Welt - Endlichkeit – Einsamkeit (GA 29/30), Vittorio Klostermann, 2004, s371.）此处“拆解着的考察”（abbauende Betrachtung）是一个非常讲究的方法论用语，它表明，我们作为人类在考察动物生命时，需要试图不断拆解自己身上固有的人类性，才有可能接近动物的存在状态。但我们也许终究不可能完全抵达动物生命的存在。而一旦这个视野敞开出来，我们将会发现，生命整体上有其自身独特的丰富性。有鉴于此，总体上可以认为，相比于人的存在，海德格尔确实并不特别关心动物的存在状态，但在某些思考方向上，海德格尔哲学彰显了无前提性的现象学式的“看”的底色，即“面向事情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