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在《存在与真理》（Sein und Wahrheit，GA36/37）中指出，形而上学的原始形态源自古希腊人的“作诗-运思”，是一种对存在者之涌现的惊异与应合，是尚未固化为体系性的知识框架。然而，自近代以来，这一源始的运思方式被基督教神学所吸纳和重塑，转而成为对世界、人与上帝的神学沉思。在这一神学化的形而上学中，世界作为存在者之整全被规定为上帝的创造物，由此形成宇宙论；个体的人，其灵魂被作为形而上学对象加以探讨，由此形成理性心理学，而这套人的灵魂学说本身，又植根于基督教关于灵魂不朽的思想土壤；而超出世界与人之上的最高存在者即上帝，则构成神学的专属领域。宇宙论、心理学与神学在沃尔夫的分类中归属于“特殊形而上学”，与之相对，还有一种以最普遍的存在者为研究对象的“一般形而上学”。

　　自笛卡尔以降，这种基督教神学化的形而上学受到了现代数学的深刻改造。现代数学因其精确性和普遍性而被视为一切可靠知识的典范。海德格尔指出，在这种形而上学的内在结构中，“数学性的方法”已然成为支配性原则，即存在者之整全被预先规定为可度量、可计算的对象领域，基督教的上帝概念本身也被数学化，成为服从某种必然秩序的理性存在者。由此，真理概念同样发生了质变：真理的本质被规定为“正确性”（Richtigkeit），即命题与对象之间的符合一致。然而，由于近代形而上学被基督教神学和现代数学所主宰，与此同时，真理也等同于正确性，因此，形而上学不再是对古希腊人的“作诗-运思”的应合，而仅仅沦为了对存在者的规置与表象，这正是海德格尔所谓“存在之遗忘”的近代形态。

　　基于这一思想背景，海德格尔对柏拉图“洞穴喻”的存在论阐释，旨在重新揭示古希腊人关于存在者之整全的、源始的“作诗-运思”经验，其关键就在于存在与真理的关系问题。在海德格尔的相关阐释中，古希腊语词ἀλήθεια的双重含义得到明确澄清：它的源始含义是“无蔽状态”（Unverborgenheit），即存在者之敞开状态；其派生含义才是“正确性”，即命题与事态之间的符合关系。在海德格尔看来，正确性并不是真理的本质，因为它奠基于作为无蔽状态的真理之上。

　　在海德格尔对“洞穴喻”中两次解放的重新阐释中，这种奠基关系得到了更为具体的展开。第一次解放仅仅解除了囚徒脖颈上的枷锁，使其身体得以转动，不过，这只是外在姿态的转变。囚徒仍然朝向阴影，却不知其为阴影，反而更加牢固地习惯于这种原初的“无蔽状态”。换言之，即便摆脱了物理束缚，只要尚未转向真正的光源，囚徒就无法知道自己所见到的东西仅为影像，反而将它们误认为全部的真实。与此对照，第二次解放则涉及“扭转脖子”，从而朝向真正的光源，这一转向才意味着真正的解放。唯有在此转向中，囚徒才首次获得了将“无蔽者作为无蔽者”进行观看的能力，即不仅看到存在者，而且能够觉知其显现的方式本身。由此，存在之真理才获得了“比较级”的形态，即“更加开敞的”“更加无蔽的”。这种比较级源自存在论上的本质差异：朝向光源即朝向更源始的存在之敞开。相应地，囚徒的观看与陈述也必须“更正确地被构造”。有鉴于此，海德格尔不再只是将柏拉图的理念学说和洞穴比喻解释为某种“外观”和由光照而来的在场状态，而是基于哲学家的使命即去除遮蔽这一角度重新阐明真理之本质。

　　由此出发，理念尤其是“善”理念就转变成一种指引性的光亮，哲学家在洞穴中受其牵引发生转向，从而走出黑暗而奔向光明。但是，作为真理的持守者，哲学家不可能由此一蹴而就地获得真理，对真理的持守要求哲学家必须不断地去除遮蔽，而这恰恰以源始的被遮蔽状态和迷误为前提，因为“对被遮蔽者之遮蔽与迷误一道归属于真理的原初本质”。与此同时，这种源始的被遮蔽状态甚至“比任何这个和那个存在者的可敞开状态更为古老”。因此，哲学家的揭蔽真理活动不但必须走出洞穴，更需要不断地返回洞穴，亦即回到源始的被遮蔽状态，海德格尔也称其为“非真理”（Unwahrheit）。

　　总而言之，在海德格尔看来，哲学家追求真理的同时也在持守“非真理”。因此，真理之本质作为去除遮蔽的活动，乃是一种去蔽与遮蔽同时发生的原初争执（Urstreit）。海德格尔在手稿与后期演讲中，曾引用老子《道德经》第28章“知其白，守其黑”来阐明这一思想。该引文最早见于《论真理的本质》初稿，并未进入初版印刷文本，后见于1958年《思想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