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华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

　　在1933年的政治现实和思想氛围中，海德格尔在他短暂的校长任期内这两学期的课程显然不是单纯地进行理论沉思，而是将存在之思和现实联系了起来。他试图通过哲学追问发现德意志民族的使命。一个民族通过追问其使命而承受其使命，民族由此而伟大。他认为，对哲学的基本问题的追问是其根基，哲学活动是民族自我认识和构建的基础。这个使命是在古希腊人那里奠定的，在西方思想的源头就被决定了。但希腊人所创立的开端并没有由希腊人完成，而是作为遥远的命令决定着德意志人（依据海德格尔的存在历史叙事，西方的开端奠基于古希腊，但这一开端并未在希腊自身完成，而是作为存在的天命，向后来的德意志提出历史性的使命）。

　　西方形而上学遗忘了哲学的基本问题。什么才是哲学需要追求的基本问题，不是通过关注现实的以及切近的将来的问题而被构想出来的，而是通过和西方哲学主要阵地进行对峙获得。这个主要阵地就是黑格尔哲学。黑格尔思想是西方哲学的汇总，也是以往哲学的结束，并开启了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思想。后两者虽然以颠倒的方式，但仍然属于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哲学的历史是从其开端便日益增长的没落。【海德格尔：《存在与真理》，朱清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5年，第30页。】对形而上学传统起决定性作用的两个基础是基督教神学化和数学化，而数学更是近代形而上学的决定性的基础。笛卡尔在近代形而上学上的奠基性地位体现在他将数学方法作为基本的科学方法，由此，数学性的方法不仅成为哲学乃至一切科学认识的外在框架，而且成为其本质规定。即数学决定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知识，什么可以作为知识的对象。海德格尔指出，笛卡尔用普遍怀疑和数学性的方法对形而上学“重新开端”，试图以这种方式“将哲学提升到科学的层次”，确定“什么是哲学上可知的东西，它应如何被获知”【同上，第38页。】，真理观念也在此基础上被规定。在海德格尔看来，笛卡尔的怀疑是方法论的，是为了达到确定的、不可怀疑的东西，而“我”的现成存在就是最初的确定性和真理。由此他设定了哲学上存在的特征：确定地现成存在的东西。

　　海德格尔说，“笛卡尔的怀疑的彻底性以及哲学和知识的新奠基的严格性，完全是一个假象，从而是致命的、直到今天都难以根除的幻觉的来源。”【同上，第41页。】在他看来，哲学并没有从笛卡尔迈向新的开端，反而是加速没落，“真理的本质被规定为确定性。真理却说明，什么是存在者，如何是。……询问什么是存在者，什么是存在，这是基本问题的意图。在笛卡尔那里，这些问题非但没有被提出，反而预先规定了一些断言，抢先作出了回答”。【同上，第47页。】笛卡尔将哲学从其基本问题推开，反而预设了存在就是现成存在之物，而真理就是确定性。笛卡尔之后，沃尔夫同样将数学演绎法作为建构整个哲学体系的核心工具。从此，数学方法以其确定性（Gewißheit）和可知性成为哲学的主导性方法。海德格尔认为，必须返回古希腊，在第一个开端处重新探讨真理的本质以及存在的真理。海德格尔由此开启了对柏拉图洞穴比喻中的真理的阐释。

　　历史上对真理的本质有两种基本概念，真理作为无蔽和真理作为正确性。这两种概念的对峙在希腊人那里就已经出现了。海德格尔通过柏拉图的洞穴比喻的分析表明，洞穴比喻所展示的是两种真理概念的对峙和斗争。洞穴中的囚徒是日常的沉沦状态的人们。囚徒并非完全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对他们而言的无蔽是被火光投射到洞穴墙壁上的影子。“他们自己没有能力将他们前面墙上出现的东西说成影子。”【同上，第139页。】他们当然不是将影子仅仅作为影子，而是当成真的，因为他们不知道背后的火和光，也就没有能力区分光明和黑暗。他们所说的是正确性意义上的衍生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