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世纪哲学呈现出奠基、批判与重建交织的复杂图景,其核心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危机,以及哲学与科学、政治、语言和日常生活的深刻互动。现代世界的技术与意义危机,哲学家们从现象学走向存在主义,从关注人的存在到批判工具理性, 回应着生存危机,追问着自由、异化与意义。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
埃德蒙德•胡塞尔是二十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如果必须用一句话来概括他对人类思想史的基本贡献,那么可以说,他是20世纪现象学的缔造者和奠基者,以及20世纪现象学运动的引领者。
这里所说的“现象学”,在最严格的意义上是“意识现象学”即关于意识体验的学说。意识体验的最普遍的本质是意向性,意识体验的意向性也可以被理解为意识体验的构造能动性:每个意向活动都指向并构造一个意向相关项,而反过来,每个意向相关项都可以回溯到一个构造了它的意向活动上。万事万物在我们意识中显现出来的方式,也就意味着大千世界——无论是客观世界,还是主观世界——被主观精神构造起来的方式。因而我们对大千世界的认识和了解,首先要通过我们对它的构造活动的反思来完成。这也是胡塞尔为什么会说“存在消融在意识中”或“真正的客观性是在主观性中”的原因和理由。
胡塞尔曾在心理病学家路德维希•宾斯万格家中的访客簿上写道:“接受在现象中的现实可直观到的东西,如其自身给予的那样,诚实地描述它,而不是转释它。”这是胡塞尔对现象学研究方法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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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西方哲学家之一,他的前后期哲学对现当代哲学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逻辑哲学论》集中代表了他的前期哲学思想,也是他生前发表的唯一哲学著作。他的后期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他去世后被编辑出版的《哲学研究》以及《论确定性》等著作中。维特根斯坦对当代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前期思想参与开创了分析哲学中的理想语言学派,后期思想则开创了日常语言学派。因此,他与弗雷格、罗素、摩尔等人被看作是当代西方分析哲学的主要开创者,而《逻辑哲学论》则被看作是完成了当代哲学中的“语言的转向”。
《逻辑哲学论》在哲学上的独创性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是对弗雷格、罗素以及赫兹、玻尔兹曼和叔本华等人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另一方面则是其思想的创造性观点,包括以逻辑图像论为核心的逻辑原子主义以及区分“说出”与“显示”并由此为思想表达划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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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是20世纪最重要的德国哲学家,通常他的思想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出版于1927年的《存在与时间》是其前期思想的代表作,虽然三年之后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向,但是这丝毫也不影响《存在与时间》是海德格尔最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哲学著作。《存在与时间》发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其时代背景应了斯宾格勒一本书的书名——《西方的没落》(1918),实际上,这一时代“西方的没落”亦凸显着人类文明的历史性危机。
海德格尔重提存在问题的出发点是:存在不是存在物,因而我们不可能像形而上学那样站到存在之外思想存在,而只能通过某个存在物的存在显现存在。在所有存在物中,只有一种存在物,也就是人向来所是的存在物,不仅关心自己的存在,而且能够存在论地存在,即以“去存在”(zu sein)的方式存在,而对存在的“前科学的”“前理性的”领会引导着此在的存在,他怎么领会自己的存在就怎么存在,存在也就怎么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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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尼采发表了他的处女作《悲剧的诞生》。在这部著作中,尼采一方面分析了希腊悲剧的起源、本质,以及最终衰亡的原因,另一方面将希腊悲剧的复兴希望寄托于他当时的精神导师、著名的浪漫主义音乐家瓦格纳。作为巴塞尔大学一位才华横溢、前途无量的古典学教授,尼采非常期望他的这部处女作能在古典学领域获得承认。但令他失望的是,《悲剧的诞生》几乎遭到古典学界的一致批判和全盘否定。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否定《悲剧的诞生》在尼采哲学思考生涯中的重要地位。实际上,正是在这部看似不成熟的处女作之中,尼采通过对希腊悲剧的起源和本质的考察,第一次提出了对生命与真理的完整哲学思考。若干年以后,当尼采进入其哲学思考的成熟时期之后,他固然摒弃了《悲剧的诞生》中叔本华的形而上学前提以及瓦格纳的浪漫主义基调,但仍然毫无保留地肯定了该书中所揭示的悲剧精神,尤其是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精神。他不止一次用狄奥尼索斯精神概括其哲学的精髓,也就是肯定生命作为权力意志之创造和毁灭的“永恒轮回”。因此,当尼采在《瞧,这个人》这部后期的思想自传中称自己是“第一个悲剧哲学家”时,可以看出,他所关心和思考的问题仍然是《悲剧的诞生》中的悲剧精神之本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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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是美国哲学发展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家。杜威不仅进一步阐释和发展了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学说,而且将实用主义运用于教育、社会、文化、政治、科学技术、艺术和宗教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就对哲学基本问题的阐释而言,《经验与自然》是杜威最为重要的哲学著作。在许多研究者看来,它也是杜威著作中最具有启发性和最深奥的著作。
“经验”与“自然”是《经验与自然》最重要的范畴,杜威的经验方法的核心就是处理二者的关系。杜威之所以把这本著作命名为“经验与自然”,是想表明他的哲学可以称为经验的自然主义,或者可以称为自然主义的经验主义。杜威极力强调他所谓经验的方法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经验的方法与哲学思考中所应用的其他方法之间的对立,以及由经验的方法所产生的结果与那些公开承认用非经验的方法获得的结果之间,有着惊人的差异,因此,有必要严肃讨论关于经验对于哲学在方法论上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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