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pragmatism）是典型的美国哲学和文化产品。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是美国哲学发展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家。杜威不仅进一步阐释和发展了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学说，而且将实用主义运用于教育、社会、文化、政治、科学技术、艺术和宗教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杜威一生出版了40种著作，发表了700多篇论文。就对哲学基本问题的阐释而言，《经验与自然》是杜威最为重要的哲学著作。在许多研究者看来，它也是杜威著作中最具有启发性和最深奥的著作。

　　《经验与自然》的主题是形而上学，它讨论了形而上学哲学中几乎所有的重要论题。杜威1952年去世，出版于1925年的《经验与自然》当然不是其学术创作的终点。《经验与自然》只是《杜威全集》收录的17卷后期著作（1925—1953）的首卷，之后，杜威还发表了《确定的追求》等名作，也提出了一些鲜明的哲学主张。然而，总体而言，本书是杜威对自己的形而上学哲学的最集中和全面的阐释。

　　“经验”与“自然”是《经验与自然》最重要的范畴，杜威的经验方法的核心就是处理二者的关系。全书的讨论完全是围绕经验与自然及其直接相关的论题（如沟通、意义、心灵、身心和艺术等）展开。杜威之所以把这本著作命名为“经验与自然”，是想表明他的哲学可以称为经验的自然主义，或者可以称为自然主义的经验主义。杜威极力强调他所谓经验的方法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经验的方法与哲学思考中所应用的其他方法之间的对立，以及由经验的方法所产生的结果与那些公开承认用非经验的方法获得的结果之间，有着惊人的差异，因此，有必要严肃讨论关于经验对于哲学在方法论上的重要意义。

　　杜威的经验方法主张，经验是一个兼收并蓄的统一体。自然是经验化的自然，经验是自然化的经验。按照杜威的说法，“经验既是属于自然的，也是发生在自然以内的”，“在一定方式之下相互作用的许多事物就是经验。它们就是被经验的东西。当它们以另一些方式和另一种自然对象——人的机体——相联系时，它们就又是事物如何被经验到的方式”。20世纪40年代末，杜威在为《经验与自然》写的再版导言（可惜没有写完整）中说得明白：“经验”在其最丰富的意义上，被认为是属于自然界的。它被用来代表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人类应付自然的其他所有方面、阶段的所有实际的和可能的方式，不仅包括人类有用的和良好的艺术、发现和发明、各种经过检验和证明的知识，还包括人类的幻觉、错误和白日梦。概括而言，“经验”用来指示所有属于人类的东西。所以，杜威认为，“经验”是一个詹姆士那里所谓具有双层意义的字眼。好像它的同类语生活和历史一样，它不仅包括人们做些什么和遭遇些什么，他们追求些什么，爱些什么，相信和坚持些什么，而且也包括人们是怎样活动和怎样受到影响的、他们怎样操作和遭遇，他们怎样渴望和享受，以及他们观看、信仰和想象的方式——简言之，就是经验的过程。

　　杜威的经验方法明确提出，经验和历史、生活以及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具有同样的意义，它们都包括了人类针对自然所进行的活动的所有痕迹和记录，也有对未来活动的期盼和预见。同样，在上述提及的那篇没有完成的导言中，杜威坦承，“文化”一词完全可以指代他的经验哲学方法，如果他重写《经验与自然》，他会把这本命名为《文化与自然》，以避免因为人们对“经验”一词的固有意义的理解而造成的误会。

　　杜威的经验方法强调经验与自然、人的经验与世界之间的连续性和交相关系，重视经验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性关系。杜威反对某些过往的哲学设定主体与客体、本质与现象、物质与精神、人与自然、经验事物与事物本身、个人与社会之间不可逾越的二元论。杜威确信，这种设定导致人与世界的疏远，使得人类智慧的运用变成了一个难解的谜。按照杜威经验方法中的连续性、交互性和过程性原则，经验与自然之间的有机连续性和整体性、结构和过程、必然和偶然、物质和能量、持久和流动、一和多、续和中断、常规和发展、一致性和生长、传统和革新、理性的意志和冲动的欲望、证明和发现、现实和可能等等，都是不同的联合状态的名称，而生活的争端能否得到解决，则依赖于使这些事物相互适应配合的技巧和方式。比如，在使用经验的方法处理形而上学中的“身心”问题的时候，杜威不满意将身体与心灵彼此隔离开来并当作两个存在领域的态度，而是主张“身心”仅仅是指一个有机体与语言、互相沟通和共同参与的情境有连带关系时实际所发生的情况，是一个互相影响、彼此造就的整体。在“身心”这个复合词中，所谓“身”指跟自然其余部分（其中既包括生物，也包括无生物）连接起的各种因素所具有的这种被继承下来的、被保持下来的、被遗留下来和积累起来的效果而言；所谓“心”指“身体”被涉及一个比较广泛、比较复杂而又相互依赖的情境时所创造的一些独有的特征和后果而言。

　　杜威在《经验与自然》中阐释的经验方法，并非来自杜威的突发奇想或灵机一动，而是具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早在1917年，杜威在其最为重要的哲学论文《哲学复兴的需要》中就对经验观念给出了若干明确的陈述：经验不是知识相关的事情，而是人与其物理和社会环境之间的互相作用的事情；经验参与到人类的行动和遭遇中，并在人类的回应中经历着各种变化；经验是实验性的，是一种改变给定的努力，它是面向未来的；经验是对一种环境的承受，它孕育着各种联系，等等。这些表述与《经验与自然》中对经验方法的表述极为相似。而杜威在1919年的《哲学的改造》中关于新旧经验观念的比对，则是对新经验观念的言简意赅的表达。同样，杜威在《确定性的寻求》（1929年）第11卷中提出的著名的“哥白尼式革命”（即主张心物、主客和经验自然等的交互作用，以人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和实践既取代客体中心论，也取代主体中心论），可以视为是杜威经验方法的合乎逻辑的产物。

　　由经验和自然的交互作用形成的精神和现实世界充满复杂性和多样性，这些也是所有的形而上学都要处理的难题。在杜威看来，现代社会的现实是：一方面，人类的生存条件和困境完全处于自然之中，人离不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生态。另一方面，人类生活的世界是动荡的和危险的，人们的生活充满焦虑和恐惧，在其中，性质和关系、个别性和一致性、最后性和效率性、偶然性和必然性都无法分割地连接在一起。杜威发现，过往最流行的哲学往往重视和美化必然性、确定性和永恒性，关注确切的、有规律的、完成的和实在性的东西，轻视甚至贬低可能性、偶然性和暂时性。杜威的以经验方法为基础的形而上学则既接受充沛、完整、条理和规律性，又尊重独特、模糊、不确定的可能性以及后果尚未决定的种种进程，因为这两个方面在这个世界中乃是深刻地和不可抗拒地掺杂在一起的。为此，杜威的经验论的形而上学容纳和接受关于变易的各种哲学体系或者形而上学体系，如古代的赫拉克利特和老子、现代的柏格森等。

　　探索杜威哲学的当代意义，是学术界的重要课题。研读《经验与自然》这部关于形而上学问题的实用主义经典著作，自然是这项研究工作必不可少的环节。借用当代西方学者的比喻，杜威的哲学极像一种丝网，编制这张网的人对它各节点了如指掌，他在上面可以行动自如。而面对这张透明之网的外人，却无从下手。这种比喻同样适用于《经验与自然》给读者造成的印象。换言之，阅读本书是一个具有很大挑战性的工作。作为本书的读者，我有以下几点粗浅的感受：第一，由于《经验与自然》浓缩了杜威1925年之前的形而上学思想，杜威在写作中极少系统性地交代关键论题的来龙去脉，极少引用参考文献，更谈不上对很多关键哲学问题的展开和论证，杜威在本书中也并不细致和耐心地回复各种批评，加上杜威晦涩的表述，这使得本书成为杜威乃至整个古典实用主义哲学中最难理解的哲学专著。为此，我们在阅读中也许可以尝试还原的方法，即将杜威在该书中所表达的核心论点回溯到杜威本人在过去的相关工作中，尽可能梳理出杜威关于该论题的较明显的线索；第二，杜威及其实用主义无疑可归入现代西方哲学论域，他提出并讨论的众多重要的哲学论题，与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的见解或“殊途同归”，或“不谋而合”。然而，由于杜威与大多知名的现代西方哲学家之间不那么紧密的学术联系，本书中的一些思想闪光点并没有引起同行充分的关注和足够的反响。与很多现代西方哲学家一样，杜威对传统的思辨形而上学持怀疑甚至批评态度。杜威在该书中不仅刻画了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形成的背景、条件、过程和特质，而且对以笛卡尔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进行了直接的批评。与此同时，与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相似，杜威自觉地建构自己的经验主义的形而上学。不过，作为非体系的哲学家，杜威的经验主义的形而上学往往隐含于对众多形而上学问题的论述（杜威在这方面有别于詹姆士，后者直至去世之前数周还在尝试建构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这就需要我们在现代西方哲学的语境中寻求杜威哲学的当代意义。此外，在对形而上学的建构中，杜威借助了赫拉克利特、老子和柏格森等思想资源来讨论动荡世界中的哲学问题。在这一点上，杜威的形而上学与詹姆士的形而上学具有相似的进路，需要我们在当代欧陆哲学和东方哲学的背景中加以深入研究。第三，在《经验与自然》出版之后的岁月里，杜威把相当大的一部分精力放到社会政治问题与教育哲学问题上，发表了许多影响深远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名作。可是，杜威后期哲学中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与其形而上学哲学的关联性并不明显。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二者几乎没有真正的关联性。实际上，杜威后期政治哲学对人类中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深刻讨论，透出了杜威的经验哲学中所力主的动态的、过程性的、关系性的和连续性的哲学态度。这些都值得杜威的研究者展开更多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