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中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

　　习近平主席在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中国古典文明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古典学研究成为学界热点，关于中国古典学的建构问题，学者见仁见智。在此，我也想谈谈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我们常常遇到用移植概念来概括或规范中国固有学术的困惑，移植概念源自域外，尤其是西方，在一定意义上表达了对近代性或现代性，包括学科性的追求，但遮蔽了中国学术的主体性。“古典”是本土概念，“古典学”则是从西方的学科门类“古典学”移植过来的概念。如果用“古典学”概括或规范中国传统学术，乃至于指导中国现代学科建设，“古典学”中的中国属性便有被遮蔽之虞。如何以本土思想为基础，对移植性概念涵义进行重构，以形成既具有民族主体性，又能反映世界普遍性的具有标识性意义的概念，是一个十分基本的问题。

　　从概念命名的学理上说，如果我们把“古典学”作为一个抽象层级较高，对诸种古典文明都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则一旦降低其抽象化阶梯，以“中国古典学”来表述中国古代经典研究的特殊含义，则不仅中国固有的观念体系及研究方法等本土属性能够得以显明，还能透过传统的现代转化，发挥其民族性具有的世界性功能。这是我们选用“中国古典学”概括或规范中国传统学术（或曰“国学”）进行现代学科建设的逻辑根据。

　　一、为何建构“中国古典学”

　　（一）五千年中华文明在面对近代西方工业文明冲击时，一度左支右绌。一百多年来，对于如何安顿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经历过不自信，我们带着悲情，谓之“国学”“国故学”。从怀疑、批判到革新、转化，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我们又坚定了文化自信。今天建构中国古典学学科就是文化自信的产物。

　　（二）近二百年人类文明的走向，其话语权主要由西方世界所主导，西方文明的根基是古希腊、古罗马思想，近代科学的产生也与此有关。毋庸置疑，这种文明给人类带来了诸多福祉，但也越来越表现出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恰逢其时，基于中国古典文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人类文明走向带来了新的曙光，中西互相启蒙的时代正在来临。

　　（三）中国对自己古典的现代性研究是近百余年的事情，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套用了西方的学科体制。不可否认，这为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带来了开放的视野、全新的面貌，对其现代性转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中国古典知识体系是一个整体，源自西方的近代学科分类，人为地割裂了这一整体。而且，建立在近现代学科分类基础上的学术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在用西化的思维方式观照、评价割裂了中国古代知识，以及蕴含于这一知识体系中的价值关怀。因此有必要从学科发展的高度，研究中国古典学，以建立一个既能整体呈现中国古典知识体系，又能融汇新知的新学科。

　　基于以上三点，我们视中国古典学为呼应时代需要的人文新学科。

　　二、作为学科的“中国古典学”

　　中国古典学是以中国古代典籍及其承载的文明内涵为核心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其特征是聚焦传统经典，运用文字学、文献学、民族语文学、经典诠释学等方法，探究中华文明思想、精神、制度等内核及其渊源流变。

　　（一）学科特点

　　中国古典学属于交叉学科，“交叉”意味着突破或模糊学科界限，追求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把握。“交叉学科”则意味着这种交叉模糊又不能游离于学科之外，以至于无法在规范的教育体系中落实。因此，交叉学科主要是在可交叉诸学科的边缘连结处，以及诸学科共同基础上着力，贵在求诸学科之“同”、之“通”，进而从整体上求诸学科所据之“本”。这个“本”，就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以“文明”为研究对象，决定了中国古典学必须以诉诸整体性呈现为其学科范式的特点。

　　（二）研究对象

　　西方古典学比较侧重于古希腊、古罗马的研究，除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思想是西方人的精神家园这一原因之外，一定意义上还与其文化传承过程中曾经出现断裂有关，也因此他们在研究方法上比较重视平行文本之间的历史语言学考察。而在我国，文字的发展一脉相承，文献的传习、研究古今通贯，因此中国古典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方面有着不同于西方古典学的主体性特征。我们可以透过三组概念来综理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一是元典系列，也就是六经，形成于前诸子时代，是经典中的经典；二是依据元典，于轴心时代形成的经典，即诸子百家之学；三是研究元典和经典而形成的经典学。其中，元典构筑了中华文明密码，经典奠基了中华文明谱系与学术规模；经典学则如不息的江河，赓续着中华文明的慧命。中国古典学的研究是透过历代的经典学回归元典和经典，再开出呼应时代需要的新的经典学，即透过返本而开新！

　　（三）知识体系

　　从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出发，梳理中国古典学的知识体系，可以发现其概念体系、内在逻辑和知识框架。

　　1.基本概念

　　中国古典学作为一门学科，有以下核心概念：记录语言的文字，透过文字记录语言而形成的文献，在文献中进入解读视野并具有经典意义的文本，研究文本的诠释学，即文字、文献、文本、诠释。在此我们可以尝试扩大文献与文本的传统内涵，把被研究者认定为理解对象的文字材料和器物存在都视为文本，因此也都具有文献价值。这在考古学十分发达的今天尤其显得重要。

　　2.内在逻辑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流工具和思维工具；文字是人类记录和传播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人类的文化活动及思维活动透过文字而得以保存、传播和解读。因此，文字中保存了文明的密码，尤其是中国的意音文字，在早期阶段象形程度较高，是图解中华文明的基本元素。破解文明密码，需要在文献的解读中，由字到词到句到整篇文本，从部分入手，达至整体；再由整体，反观部分，形成诠释的循环，使文本及其元素得以被透彻理解、被充分诠释，并在诠释中不断被赋予新意而融汇新知。因此中国古典学的内在逻辑是：以文字为基石、以文献为线索、以文本为对象，以诠释为方法，返本开新，永续发展。

　　3.知识框架

　　从学科的视域透视中国古典学的知识框架，主要有以下内容：

　　中国古典学史：以历史为线索，以文献为底蕴，以多学科交叉为手段，以阐明中华文明内涵为目的。中国古典学基础：主要包括文字学、文献学（含出土文献）和民族语文学。

　　经典研读：以先秦典籍为核心，兼及经史子集诸部研究先秦典籍的经典性著作，以及边疆少数民族经典等。诠释学与经典诠释学：主要内容为诠释学理论和中国传统经典诠释方法等。

　　（四）研究方法

　　中国古典学的研究方法归结为一句话即“入乎小学、参稽汉学、出乎大学、结穴于‘第二个结合’”。 “入乎小学”中的“小学”较传统小学内涵要略宽泛些，特指文字学（包括甲骨文、金文等）、民族语文学、文献学等，其中的文字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文献学包括版本、目录、校勘、出土文献整理以及与人工智能科技相关的古籍数字化等；民族语文学则指少数民族历史语言研究等。“参稽汉学”中的“汉学”，一方面是指借鉴和吸收国外汉学研究的方法、理念和成果；另一方面也指借鉴和吸收西方古典学研究中的经验和成就。当然，也包括借鉴和吸收西方人文研究领域的前沿理论，兼通中西，参学互鉴。“出乎大学”中的“大学”，主要是整合传统“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两条解经进路，吸纳西方诠释学的研究成果，对中华文明元典、经典、经典学中的思想、精神等进行诠解。运用小学的方法，参稽西学的经验，借助于经典的诠释，梳理中华文化的基因图谱，探源中华文明的渊源流变。“结穴于‘第二个结合’”是从明体达用的层面，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古典学的研究方法强调由“通而精”到“专而深”，再到“明体达用”，扎实推进，学、研、履并行。

　　三、“中国古典学”的时代价值

　　中国古典学学科建设，根本任务之一是为通识意义上的古典教育提供具有整体性的系统知识。古典教育注重德性与智慧培养，旨在传承人类文明传统，并培养具有深厚人文素养的人格典范。古典教育可以是大中小学必备的一门基础课程，提升国民素质教育。

　　建立中国古典学，不仅是要保存国粹，更重要的是连接人类文明的未来。在世界古典文明共同体中发出中国声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提供中国智慧。

　　亘古亘今，一脉相承；旧邦新命，正当其时。中国古典学作为一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人文新学科，极具发展潜力和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