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的武汉，乍暖还寒。珞珈山下，午后的阳光斜洒在振华楼前。推开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副院长余西云办公室的门，映入眼帘的是整面墙的书柜，书桌与书柜中间，数捆未拆包的书整齐地码着。

　　自1990年入职武汉大学，36年来，从巴东楠木园到淅川马岭，从石首走马岭到襄阳凤凰咀，从安陆晒书台到王古溜，余西云以田野为基教书育人、服务社会。

　　“考古学的生命力在田野，离开田野，学术生命便没了根基。”这是余西云30多年来未曾动摇的信念。26岁，余西云从吉林大学硕士毕业，入职武汉大学。刚开始工作的两年对他的治学方向影响很大。第一年，他带领1988级学生前往宜昌郭家岗遗址进行田野考古实习，发掘清理出的东周楚文化遗存层位清楚，这批材料至今仍是楚文化分期的重要依据。次年，他带领1989级学生到江陵朱家台实习，发现了关键的“三叠层”，把“关庙山一期文化”从大溪文化里分了出来，将江汉地区史前文化序列向前推进了一步。两次发掘成果让他坚定了“以田野为根”的治学初心。

　　1994年春，为配合三峡工程建设，余西云参与巴东段考古调查。那时交通不便利，前往巴东路上乘船需两三天，到达后数月无法归家。余西云回忆道，当时他们在楠木园遗址发现了距今7000年前后带细绳纹的陶片，确认了三峡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存。2000年秋到2003年夏，他和团队7次发掘楠木园遗址。2010年，他出版专著《巴史：以三峡考古为证》，通过考古资料首次系统重建古代巴人的早期历史。

　　淅川马岭是余西云经历过最艰苦的考古工地，但正是在这里，他尝试采用开放式发掘法。传统的考古发掘，中间留1米隔梁。开放式发掘的核心是：发掘到遗迹或地层面后根据需要随时打掉隔梁，以揭示遗迹的完整面貌及相互之间的联系，在此基础上仔细推敲并努力还原古代家庭、村落的完整生活场景。2008年暑期，在淅川马岭考古发掘现场，余西云顶着“进度缓慢”的质疑，要求学生不急于向下挖掘，在刮面时通过土质、土色、包含物的差异判断遗迹性质，寻找它们之间的关联。在这里，团队用4年时间开放式挖掘3万平方米，不仅探索出如何在中原地区、文化堆积复杂的软遗址中进行聚落考古的方法，也比较完整地揭示了马岭遗址不同时期的聚落。

　　考古的魅力，在于从残缺中还原完整、从碎片中拼接真相。余西云的田野工作始终贯穿着“透物见人”的追求。

　　在马岭遗址，一个奇特现象让余西云陷入沉思：7000年前后冈一期文化的墓地清晰分成两片，随葬器物组合截然不同；5000年前朱家台文化的房屋也明确分为东西两区，界限分明却又共存于一个村落。“绝不可能是偶然！”他翻阅资料发现这种“两分结构”与南美土著的“半族”、北美土著的“胞族”有着同构性。最终，他判定这是比氏族更古老的“姓族”——两个具有稳定婚姻关系的姓族，共同构成了一个村落。这一发现解开了古代亲族组织的千古谜团。

　　读博士期间，在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的窑洞里，余西云每天与绘图板、资料卡为伴，在遗存中梳理分期。他敏锐地发现：西阴文化早期，各地普遍只有单间房，而到了西阴文化晚期，中原与长江中游地区开始出现多间房。结合人类学的比对分析，他认为这种建筑形态的演变，折射出家庭结构从“一夫一妻核心家庭”向“扩展式家庭和家族”的跨越。这一看似微小的变化，恰恰是私有制萌芽、文明起源的重要信号。

　　近十年来，他主持发掘石首走马岭、襄阳凤凰咀两座史前城址。2017年暑假，在襄阳凤凰咀遗址的试掘现场，学生挖开的剖面让他眼前一亮——那清晰的夯土层，正是史前城墙的遗迹！这个意外之喜，让凤凰咀遗址在2019年跻身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促成武汉大学田野考古实习基地次年在这里落地。如今，一座史前城址全貌初现，余西云对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有了全新的理解。 

　　“中国考古学有扎根自身实践的独特理论体系！”面对部分国外学者“中国考古学无理论”的偏见，余西云始终坚定回应，更用数十年的研究给出了最有力的证明。 

　　基于对巴人历史的深耕，余西云提出文化的“能动性”。他表示，文化变迁的动力可能来自文化内部的技术层面，也可能来自社会组织层面的调整，还可能源于文化外部的环境变迁或者其他文化的影响。而意识包括情感所具有的能动性，也是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动因。他以巴人“衣锦夜行”的典故为例阐释说：巴人立功后被分封，坦言“不到老家，老乡们不知道我当了大官，这身锦衣穿得就没有意义”。这种深入骨髓的文化认同，让巴人在秦汉之际没有融入汉文化，最终发展为土家族，成为文化传承的鲜活样本。这让他意识到，意识层面的“能动性”对文化变迁的影响不亚于环境、技术等客观因素。

　　以往考古学界往往限于对实物遗存进行研究，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古人精神层面、意识层面的研究。余西云说，彩陶研究可分为形式分类、表现手法或制作方法、象征意义、内涵阐释四个层面。“第一和第二类研究是基础，第三类研究属于认知考古学范畴，第四类研究属于能动考古学范畴，即把彩陶作为具有能动性的因素来理解文化变迁。”

　　在此基础上，余西云系统梳理出中国考古学理论脉络：从夏鼐的“考古学文化”到苏秉琦的“区系论”、张忠培的“谱系论”，再到他的“能动论”，一条植根中国实践的理论体系已然成型。2021年，其文稿《历史唯物论与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引发学术界关注。

　　田野实习是培养考古人才的关键。余西云主持的“田野考古”课程获评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秘诀就在于“知行合一”。在凤凰咀遗址的“移动课堂”上，他手把手教学生辨土色、画剖面，从陶片清理到文物修复、从资料记录到报告编写，每个环节都认真示范。

　　“考古学学科体系庞大，地层学和类型学是两道门槛。”田野育人实践中，余西云要求学生必须夯实两个基础：一是地层学，要掌握在遗址现场精准辨识遗迹、遗迹组，进而梳理出完整聚落面的能力；二是类型学，要学会对出土遗物进行排队分期，以建构时空框架。他说，“理论讲起来很简单，但考古的功夫终究在田野，必须让学生在田野中慢慢摸索、亲身体会，才能真正把知识变成本事”。他把发掘理念落实到具体操作过程中，把田野考古实习分解为不同环节。

　　在余西云看来，田野考古就像一把筛子。学生是不是真的喜欢考古、是不是适合考古，只要到田野中去练一练就知道了。在田野考古实习中，业务能力训练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兴趣、坚定考古学的专业理想。

　　如今，年过六旬的余西云，依旧频繁往返于学校与凤凰咀遗址之间。他正醉心于编写三本著作——田野考古方法教材、中国考古理论专著、江汉文明化进程研究，目前都已完成初稿。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明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