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锦芳,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
经典是常读常新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对思想史演变和人类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作品来说,更是如此。众所周知,《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代表作,在今天经济全球化时代重新研究这一著述,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多年的研究和阅读,我提出一种思路和方式,即“返本再出发”。这里的“本”既指原始文本文献,也指马克思当年真实而复杂的思想及其形成、变化过程。也就是说,在今天要实质性推进《资本论》研究,具体说来,必须从权威而完整的原始文本出发,以把握马克思深刻而复杂的资本理论及其论证逻辑;必须在总结以往研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实现研究思路和方式的转换;在全球化视野中,全面认识资本的本质、功能及效应,以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矫正以往对《资本论》偏颇、狭隘和并不到位的理解,避免简单化、极端化的评论,也才能对其思想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做出合理的解释和准确的定位。
一、《资本论》著述原貌的文献学还原
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ARX/ENGELS GESAMTAUSGABE,以下简称MEGA2)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手稿卷”15卷24册业已出齐,再加上其第三部分“书信卷”第8—35卷大量涉及《资本论》的通信和第四部分“笔记卷”第2—9卷所刊布的作为《资本论》准备材料的四个笔记等文献的刊布,马克思准备、写作、修改和整理这一著述的曲折过程将被完整地再现出来,同时也表明《资本论》文本实际上由如下几个部分组成:
一是“笔记部分”。即MEGA2第四部分第2—9卷所涉及的“巴黎笔记”(1843年10月—1845年1月)、“布鲁塞尔笔记”(1845—1847)、“曼彻斯特笔记”(1845)和“伦敦笔记”(1850—1853)。此外还包括正在编辑中的第14卷的“危机笔记”(1857—1858)。这些笔记是马克思在《资本论》正式写作前的准备材料,记录了他从思想先驱那里汲取思想资源、展开自己的思考和重构的思路及过程,几乎触及到后来《资本论》手稿中的绝大多数材料和议题。特别是由于后来的手稿实际上也非常凌乱,各部分之间的衔接常常出现中断,这些笔记就成为索解马克思复杂的思想结构和叙述逻辑的重要参照。
二是“初稿部分”。在过去稍微深入一些的研究中,人们总认为《资本论》有三个手稿,即著名的“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和“1863—1865年手稿”,而MEGA2根据新的文献补充和修正了这种说法。它不仅通过第一部分第2卷刊出了“1844年手稿”中的三个手稿、第二部分第1卷的2个分册、第3卷的6个分册刊出“1857—1858年手稿”,而且通过第2卷将1858—1861年马克思留下的材料(包括7个笔记本的前言、两个提纲、《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准备阶段”、第1分册、《资本论》第1章的“计划提纲”、“引文图解”等)和恩格斯的评论一一予以刊出,又通过第4卷3个分册将“1863—1865年手稿”修正为“1863—1867年手稿”,公布了从1863年至《资本论》第1卷正式出版前马克思的全部手稿。这样,所谓《资本论》的“手稿部分”实际上指的就是1844—1867年间马克思所写下的他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和《资本论》的所有初稿,而“三个手稿”的说法只具有相对的或特定的意义。
三是“整理、修改稿部分”。即MEGA2第二部分第5—10卷刊出的全部属于《资本论》第1卷的各种版本,包括其德文第1版、第2版,法文版,德文第3版,英文版和德文第4版;第11—13卷刊出的《资本论》第2卷的马克思手稿、恩格斯修改过程稿和恩格斯出版稿;第14、15卷刊出的《资本论》第3卷的马克思手稿和恩格斯整理过程稿、恩格斯出版稿。
为什么要花如此大的精力甄别同一卷次的这些不同版本呢?因为它们之间不仅在字词、段落上有非常多的改动,而且在结构上、内容上也有比较大的差别,用马克思评论第1卷法文版的话说,都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比如,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研究者所依据的《资本论》第1卷的版本都是由恩格斯整理的德文第4版,但MEGA2提供的材料表明,1867年出版的德文第1版只有6章,而1872—1875年间分册出版的法文版则扩展为8篇33章,1882年的德文第2版又修正为7篇25章,1887年的英文版则为8篇33章(但与法文版也不完全一致),而1890年的德文第4版确定为7篇25章。再比如,把MEGA2第二部分第11卷(分2个分册)中刊出的《资本论》第2卷的马克思手稿与第12卷刊出的恩格斯对这些手稿所做的整理过程稿以及第13卷刊出的正式出版稿比较一下,就会发现,恩格斯删减和增补的句子、公式和术语以及序列变更等超过5000多处,而且这还不包括标点符号、笔误等技术性的处理以及恩格斯对马克思原稿内容的概括部分,有些方面未必“只是形式上的改动”,实际上涉及对《资本论》思想的“恩格斯式”的理解,而且恩格斯在整理这些手稿的时候,没有查阅过一本马克思当年写作时参考过的书籍。
四是“书信部分”。MEGA2第三部分“书信卷”从第8卷开始到35卷大量涉及就《资本论》写作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相互通信、马克思和恩格斯联名致他人的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致他人的信,以及附录中包括他人分别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他人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以及他人相互之间的通信。这些书信表露了马克思长达40余年艰辛创作的艰难经历和真实心迹,也展示了同道参与这一巨大的思想建构工程的原委和过程。
以上关乎《资本论》的这些材料的刊布,将颠覆人们印象中它几乎是一部已经完成了的著作的传统看法,表明《资本论》“实际上仍然处于一种日益发展的进程中,处于一种没有完成的、开放的,并且是具有疑惑和困境的发展过程中”的实际情形。如果不将这些文献纳入《资本论》研究当中,怎么能不受到极大的局限,又怎么能准确而全面地把握马克思的原始思想呢?
二、当代《资本论》研究方式的转换
关于《资本论》研究思路和方式的转换需要关注两种情况。
一种是沉浸于既往偏狭的理解和传统的观念中,将《资本论》研究的意旨定位于揭露资本的罪恶本质、否定其有助于社会发展的作用,进而主张抑制乃至彻底消灭资本、拒绝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话和合作、试图走出一条在社会结构中没有资本要素的“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这种意图和看法,由于缺乏专业的依据和支撑,不仅导致对《资本论》及马克思资本理论的简单化、极端化的理解,更脱离了四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以及普通民众基于物质生活改善而获得的感受。
另一种研究方式是用当代不同学科的观念、框架去规约和讨论马克思当年的工作,并强行划分和定性其所属,或者提出一些大胆的解释和判断。在我看来,撇开促成马克思思想演变的现实缘由和内在思路,用一种异类的视角和逻辑去解释他的思想,虽然比较“新颖”,但无助于细致理解和准确把握经典作品的主要内容,因而对其思想的研究并没有实质性的推进,或者推进的程度很有限。
这里以近年来流行的所谓“资本逻辑”与“生产逻辑”“断裂论”为例做些辨析。大家知道,在对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的解释中,过去就有“两个转变”(即“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的界说,后来又引入国外学者的看法,即“科学阶段”与“意识形态时期”的“决裂”、“晚年马克思”与“青年马克思”的对立等等。论者还言之凿凿,把“转变”“对立”“决裂”的界限具体厘定在某一年度、某一文本中,比如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提纲》或者1845—1847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等。我撰写过《对马克思思想研究中几种流行的解释思路的反思》等文章来分析这些性质界定上的粗陋、关节点确定的轻率、论据的不足等导致的对马克思思想实际发展过程的偏离,特别是号称“转变”“决裂”和“对立”之后还有大量相左情形存在。这表明,这些论断不过是研究者为了解释的方便或者自己外在论点的申发而做出的,是对马克思思想简单化、线性化的把握,呈现不出理论的复杂状态和其苦心论证的逻辑。
在近年的《资本论》研究中,有人又提出在早期《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述中马克思阐发的是“生产逻辑”,到《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从“1857—1858年手稿”开始)他将其替换为“资本逻辑”了,因此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可以用这“两个逻辑”的嬗变来解释。不客气地说,这不过是上述“转变论”“决裂论”和“对立论”的模仿或者变种,并不切合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的实际。
三、《资本论》对资本功能、作用的完整把握和理解
《资本论》是一个复杂的文本群,它是马克思从19世纪40年代直至他去世40余年观察资本主义社会、剖析资本运行的机制和逻辑、探索人类超越资本困境和获得最终解放的途径的记录和结晶。综观这些文献中所呈现的马克思对待资本的态度,首先,他是对资本、资本社会最尖锐、最深刻的批判者。这一视角和维度的思考和论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资本通过“暴力”和“罪恶”完成了原始积累。我们知道一句有名的评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871页)《资本论》为我们描绘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性。在欧洲,约从15世纪最后30多年到18世纪末,资产阶级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对内剥夺农民土地,对外实行殖民扩张,所犯下的累累罪行,真是“罄竹难书”。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的,是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等等。
其二,资本借助雇佣劳动制度(System der Lohnarbeit)追逐着无限的利润。完成了原始积累的资本家也造成了社会经济结构中“劳动者和劳动条件的分离”,即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由于失去了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工人为了生存,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样,资本家就迫使无产者把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自己,而付给工人的工资只相当于其劳动力的价值,那么工人创造的、超出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价值即剩余价值部分就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在这一制度下,“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415页)工人创造的价值越多,自己的价值就越低;创造的财富越多,自己就相对地越贫穷。可以说,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存在的基础,如马克思所说“没有雇佣劳动,就没有资本,就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资产阶级社会”。(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88页)
其三,资本会引发普遍性的社会性危机。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消费和阶级关系上体现出来,诸如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普通大众购买力相对缩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形成尖锐的矛盾。这些矛盾首先导致资本社会发展中周期性的经济混乱,即经济危机,而经济领域的危机最终会扩展至国家制度、社会结构、政治、意识形态等资本主义关系的各个方面。
以上述“资本观”来观照《资本论》,那个时期我们所关注的是,它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的指导作用;它将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融为一体而形成的“《资本论》的逻辑”;它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辩证关系的原理的论证;它对矛盾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和“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等辩证方法的运用等等。
然而,事物和现象都是“一体两面的”。回到《资本论》及其手稿,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在揭示资本及其制度罪恶的同时,并没有否认它对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相反,他也非常看重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和资本的文明面,在他看来,这是资本本质及其功能另一方面的体现。
其一,资本改变了关于“空间—时间”的传统观念,真正带来“世界观”的巨大变化。在资本发挥历史作用之前,社会状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资本打破国家、民族的界域,克服了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样的结果是,过去那种地方的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导致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404页)
与此相应,人们对“时间”的理解和感受也发生了变迁。生产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这种情况下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
其二,资本使社会成员实现了对自然界和社会关系的“普遍占有”,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生产力。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这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马克思不禁感慨地说:“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5页)
其三,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为人类走出资本困境、向更高形态的文明社会迈进创造了条件。资本历史作用就是创造剩余劳动,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一方面,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剩余劳动成为普遍需要,另一方面,普遍的勤劳,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这样,资本本身就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而过渡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最终完成了对资本的彻底超越。
以上述“资本观”来观照《资本论》,我们还会“发现”马克思曾经论述过、但以往被我们“忽略”和“遮蔽”掉的如下内容:资本本性的二重性、劳动与资本关系的调整和变化、“资本的逻辑”的展开及其双重社会效应、对国家与市场关系和“虚拟资本”的新思考、“社会有机体”结构学说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尺度的“三形态”社会发展理论等等。
四、《资本论》的思想史地位和当代意义
《资本论》把对资本的批判推向了那个时代的顶峰,但在其身后资本世界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人们也就一直没有停止对其的分析和批判。作为马克思战友的恩格斯,作为他们的学生的倍倍尔、李卜克内斯及伯恩斯坦、考茨基,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一代的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都作了程度不同的思考和反思。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更把对于资本的批判发展为一种完善的社会批判理论形态,诸如霍克海默对工具理性的批判,阿多诺对于资本主义文化基础同一性哲学的批判,马尔库塞和弗洛姆从“性压抑”(弗洛伊德主义)对现代社会的揭露,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的批判,霍耐特“为认同而斗争”的理论,等等。而属于“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谱系的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梅洛-庞蒂对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主义式的理解,萨特用存在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形态中阿尔都塞对于《资本论》的新的理解,巴里巴尔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辩护,普兰查斯对于阶级斗争理论的再研究,鲍德里亚对于消费社会的研究和批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形态中柯亨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分析,威廉•肖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阐述,罗默对社会阶级和剥削的分析,埃尔斯特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理解;属于“后现代主义”形态的德里达关于“马克思的幽灵”不散的提醒,詹明信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德勒兹对于资本主义“精神分裂”的批判,拉克劳和默菲对于意识形态的研究,等等,这些资本批判既承接了《资本论》的批判锋芒,又注意到资本本身在20世纪的调整、转型和变异。只有置于这样一个理论和思想史的序列中,才能看出后来的资本批判与马克思之间的复杂关系,即它们超越了还是没有超越《资本论》,怎么超越的、超越到什么程度。
在当代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论》所研究过的诸如雇佣劳动、“物奴役人”的现象、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等等情况依然存在,它们所由产生的那些经济根源、社会实质与功能也不能说与马克思的时代相比已经完全消失。但各个国家的经济主体在生产之外的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的经济活动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急速展开,这种活动借以实现的形式是跨国公司和国家资本。他们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垄断的先进技术,实现了越来越大范围的企业的国际分工。另外,资本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投资有获取足够的原材料和更多的资金以满足国内经济迅速增长的需要的考量,但也给国家带来世界视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表达希望世界和谐发展和追求美好生活的理念。应该说,这是一种真正的双赢和回报。
身处这样的时代,我们应注意《资本论》当代解释力的界域,正视时代变迁,这样才能对资本本身产生新的认识,切实体会到它的作用、功能和效应,也才能深入理解《资本论》思想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进而在实践中利用资本、节制资本,使其真正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