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guage and Structuralist Methodology:An Investigation with Saussure as the Starting Point

　　作者简介：张庆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

　　原发信息：《社会科学》第20205期

　　内容提要：结构主义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索绪尔。他所建立的有关语言系统的一系列术语，如共时与历时、能指与所指、横组合与纵聚合等，都被移植到结构主义的方法论中去。弗雷格的《概念文字》、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被称为语言研究的著作，然而从语言研究中却发展出逻辑实证主义、现象学和结构主义三条不同的哲学路线。从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角度看，结构主义方法论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也遗留了一些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导致了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的转变。

　　The origin of structuralism can be traced back to Saussure.He established a series of terms related to the language system,such as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signified and signifier,syntagmatic relation and associative relation,etc.,which were transplanted into the methodology of structuralism.Why is it that although Frege’s Begriffsschrifft,Husserl’s Logische Untersuchungen,and Saussure’s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can all be regarded as works of language research in a certain sense,three different philosophical approaches,namely logical positivism,phenomenology and structuralism,can be developed from them?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ain ideas,basic features and remaining problems of structuralist methodology through comparative study.

　　关键词：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方法论/Saussure/Structuralism/Language/Methodology

　　我们审视20世纪至今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发现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现象学-诠释学和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是三大方法论主流。

　　结构主义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索绪尔是一位瑞士语言学家，他生前发表的著作甚少，其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①是他的学生根据他的课堂笔记(1906-1911)辑录而成。从后来陆续发表的索绪尔的讲课笔记的原稿②看，索绪尔的研究是探索性的，不是只说一面而无视另一面，他的论点不是定论，往往留有余地。这有点像维特根斯坦留下的笔记，作者本人的观点与跟随者的极端说法有很大不同。

　　语言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索绪尔充分意识到语言的复杂性，为了界定语言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他从纷繁复杂的语言现象和众多关联因素中找到在所有语言中普遍起作用的力量和一般规律。在索绪尔看来是语言的系统，后来的语言学家习惯于称之为语言的结构，并把索绪尔的语言观概括为结构主义的语言观。虽然索绪尔本人没有专门使用过“结构主义”这个术语来表达他的基本思想，但他所建立的有关语言系统的一系列术语，如共时与历时、能指与所指、横组合与纵聚合等，都被移植到结构主义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中去了。可以说，索绪尔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结构主义形成一个攘括哲学、文艺理论和社会理论等众多领域的浩浩荡荡的流派，但其最核心和最关键的思想萌发于索绪尔，于是索绪尔被追认为20世纪结构主义的“开山鼻祖”。③

　　一、从历时与共时关系看结构主义方法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盛行历史主义。历史主义不仅是历史学派的一种思潮，而且蔓延到整个人文社会学科中去。狄尔泰把历史主义与生命哲学结合起来，主张生命现象的特点是永远创新，永不重复。没有两片叶子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两种文化是完全相同的，没有两个民族的历史是重合的。即便同一个艺术家，也不会创作出两个完全相同的艺术作品。因此他主张精神科学(大致相当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完全不同，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自然科学采用实证的方法，因为自然现象是重复的，可以通过观察和归纳找到其规律，进行预测和加以证实。而人文社会现象不重复，是有意识的人的行动的结果。人的行动不像物那样受到客观规律的支配，而是具有主观的目的和价值追求。因此，精神科学应该采取诠释学的方法，阐发历史和文化作品中所蕴含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后来，狄尔泰的诠释学方法又与现象学的方法相结合，注重从主体的意向分析出发研究人文社会科学。

　　尽管语言学与文学、历史之类的人文科学有所不同，但它也属于有关人的精神活动的科学，同样受到历史主义的很大影响。在索绪尔的有生之年，语言学界流行比较语言学的研究途径。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可谓历史主义方法在语言学领域中的具体应用。比较语言学家考察不同的语言，对比它们的类似之处和差别，琢磨它们发展变化中的连贯性和互相影响，梳理它们的历史演变过程，寻找它们共同的母语。比较语言学派非常重视文化历史与语言历史的关联，津津乐道的话题是文化特征、民族心理特征与语言特征的关系。索绪尔原本从事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工作，是一个梵文专家，对考察印欧语系的远古起源颇有心得。但他觉得仅仅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研究语言学远远不够，还徘徊在语言的外围，没有抓住语言学研究本身的要点。他寻求从这种研究模式中走出来，寻找新途径。他在《普通语言学课程》重新规划了语言学的任务：

　　(a)对一切能够得到的语言进行描写并整理它们的历史，那就是，整理各语系的历史，尽可能重建每个语系的母语；

　　(b)寻求在一切语言中永恒地普遍地起作用的力量，整理出能够概括一切历史特殊现象的一般规律；

　　(c)确定自己的界限和定义。④

　　从第一点看，索绪尔并没有完全否定比较语言学的梳理语言发展的历史及其谱系的方法，但他显然已经不满足于此，而是把重点放在第二点上，即在一切历时的语言演变中寻找其中“永恒地普遍地起作用的力量”，在一切历时的有关语言的特殊现象中概括出语言的“一般规律”。只有把握了这种变中之不变者，才能把握语言的本质。为什么第二点是重点呢?其中原因可以从第三点看出。索绪尔注意到语言与人的生理、心理，与民族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密切相关，从而语言学与人类学、生理学、心理学、民族学、社会学和文化史等其他科学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尽管它们互相借用资料，难以截然分开地加以研究，但毕竟不能把语言学归入生理学或文化史等学科。因此，需要弄清楚究竟语言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自己的专门领域何在，即要确定语言学自己的界限和定义。在索绪尔看来，正是上述任务中的第二点最能刻画语言学的特质。

　　为此，索绪尔想到区分“言语”(parole)与“语言”(langue)。“言语”用于刻画语言的历时的活动、演变、多样性和异质性，“语言”用于刻画各种各样的言语活动中的共同性和整体性。“言语”着眼于话语的历时性变化，“语言”着眼于话语的共时性结构。“言语”随着文化区域不同而不同，并随着社会历史演变而演变。历史上实际发生和使用的各种各样的民族语言属于言语。但是索绪尔认为这些流变的话语现象并不反映语言的根本特征，而真正反映语言要义的则是在这些千变万化的言语现象背后制约着它们的共时的结构。这意味着世上纵使有千百种语言，但语言学的关键不在于研究它们外在的实际发生的历史演变，而在于研究内在于所有这些言语之中的共时的语音、语词和句法的结构和规则。

　　需要指出的是，“parole”和“langue”是索绪尔自己创立的术语。我们用“言语”和“语言”来翻译它们，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论在中文还是在外文的现存语言中都找不到与索绪尔的这两个概念完全对应的词汇。他自己谈到：“德语的Sprache是‘语言’和‘言语活动’的意思；Rede大致相当于‘言语’，但要加上‘谈话’的特殊意味。拉丁语的sermo毋宁说是指‘言语活动’和‘言语’，而lingua却是‘语言’的意思，如此等等。没有一个词跟上面所确定的任何一个概念完全相当。”⑤

　　语言并不能脱离言语，正如历时的言语活动总是在其中贯穿共时的语言结构一样。“言语”与“语言”主要通过历时性(diachrony)和共时性(synchrony)加以区别。历时性与共时性是两个互相联系而又不同的维度。有关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关系，索绪尔用一些比拟加以说明。历时性好比事物，共时性好比对事物的平面投影；历时性好比树干纵切面中所看到的植物纤维条，共时性好比树干横切面中所看到的植物纤维条之间的形状结构；历时性好比棋局对弈的过程，共时性好比下棋所遵循的规则。索绪尔写道：“系统永远只是暂时的，会从一种状态变为另一种状态。诚然，价值还首先决定于不变的规约，即下棋的规则，这种规则在下棋之前已经存在，而且在下每一着棋之后继续存在。”⑥

　　对于索绪尔的以上比拟，人们会想语言与此有很大不同。事物与平面投影的关系是一种物理的必然关系。树虽然是生命体，但树作为植物生命体毕竟与有意识的人有很大不同。棋虽然是有意识的人下的，但人对弈时以承诺遵循下棋的规则为前提。然而，人在说话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遣词造句，这里看来没有什么必然的规律和强制的规则。索绪尔注意到这里的差别，但他指出这里需要区分“言语”与“语言”。个人在具体的语境下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进行言说，是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属于“言语”的范围。但个人用语言表达思想要让其他人理解，就要遵循在语言交流的反复循环中获得社会成员广泛认可的语义规则和语法规则，这就涉及“语言”。语言是社会成员在长期交往历史过程中约定俗成的东西，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是个人以外的东西。个人独自不能创造语言，也不能随意改变语言。个人必须经过一个见习期才能懂得语言的运用，儿童只能一点一滴地掌握语言。个人是言语的执行者，但不是语言的支配者。每一个言说的个人都会死去，但语言却通过所有人的言说活动一代一代延续下去。“这是通过言语实践存放在某一社会集团全体成员中的宝库，一个潜存在每一个人的脑子里，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潜存在一群人的脑子里的语法体系；因为在任何人的脑子里，语言都是不完备的，它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完全存在。”⑦

　　索绪尔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角度对言语与语言的区分对法国结构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理论产生重大影响。莱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ss，1908-2009)把索绪尔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观点应用到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去。他曾任巴西圣保罗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并到巴西中部的土著印第安人部落中做过人类学的考察。他发现，在原始部落历时的迁移变动的生活中存在基本稳定的亲属结构。原始人类的禁忌、图腾和神话故事中都包含共时性的结构，它们以无意识的方式制约人的有意识的行动。据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看起来具有意识的自由，看起来是自由活动和自由创作，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自由，而是受到深藏着的结构的制约。为了使得人类学的研究站得住脚，必须把历时性的偶然事件放在一边，致力于阐明其中的共时性的结构。当时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在法国流行。萨特区分物的存在和人的存在，主张物的存在是本质先于存在，人的存在是存在先于本质，因为人的存在是主体有意识地选择的结果。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因此社会的本体应是每一个有意识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的个人。萨特还主张要用这种人道主义去补充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莱维-施特劳斯批评存在主义以主体性的幻想的态度去对待存在，这与结构人类学所发现的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况格格不入。与莱维-施特劳斯相呼应，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用结构主义来反对对马克思主义做人本主义的解释，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和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等提出了“主体已死”以及作者消失在文本结构中的主张。自20世纪50年代起，存在主义的主体哲学由盛而衰，结构主义成为时髦。

　　结构主义为什么会受到许多人文社会学者的欢迎呢?这与结构主义开创了实证主义和诠释学之外的第三条路线有关。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取得很大成功，但当它被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时却遇到了重大问题，毕竟人有自主意识，人文社会现象中不存在自然现象中的那种规律。然而，对人文社会的研究只能描述其历史过程和阐释其精神价值吗?人文社会现象中究竟有没有相对来说持之以恒的关联因素和普遍的规律性可言呢?换句话说，人文社会学科究竟有没有可预估和把控意义上的科学性可言呢?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关系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共时的结构贯穿于历时的过程中，共时的结构并不排斥历时的过程。尽管每个人言语活动都是自主的行为，但他们都要按照语言的规则来言说。同样，在文学、艺术、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有没有在流动的历史过程中持之以恒的结构呢?这就需要人文社会的研究工作者加以发掘。因此结构主义又在一定程度上竖立起科学主义的大旗，当然这是与实证主义不同的科学主义旗帜，它所针对的敌手还有现象学-诠释学的主体主义路线。

　　当代社会理论中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也涉及“历时”与“共时”的关系。为什么个体论派把个体的人当作社会的本体呢?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个人才是意识的主体，个人是社会行为的发动者和承担者，社会活动无非是所有社会成员的行为的总和，因此社会的本体终究要追溯到“行为人”那里去，即追溯到有意识地进行行动的个体的人那里。整体论派则持相反的立场，他们认为，社会的结构制约着人的思想意识，个体的思想意识和行动在历时的变化中具有某种相对稳定的方面，它们受到共时的社会结构的支配，社会研究应把重点放在共时的结构上，从而找到人的思想意识和社会行为的总体规律，科学地预言和调控社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