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由南京师范大学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等单位共同主办的中国法治现代化暨中国法治实践学派2025年智库论坛暨第五届“方德法治研究奖”颁奖典礼在南京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一主题展开深入研讨。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推进中国法学研究，必须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需求，不断加强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理论基础与实践创新的研究，为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抓手，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在理论层面的重要任务，是尽快推动以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张文显强调了全面梳理、阐释法理学和法学各主要学科标识性、原创性概念和理论的重要性。他认为，要以学理化的反思和体系化建构推动中国法学核心概念的“国标”行动，不能以西方定义了的概念来型框我国法治的历史、现实和思想，同时要推动中国法学和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国际化。

　　何种意义上的概念与理论是具有原创性和标识性的？谈及这一问题，张文显提出了四条标准。一是提出了重大的理论问题与时代之问。二是发现了事物存在、发展关系中的规律，形成了新的规律性认识和概括。三是在丰富实践基础上提出了一门学科或学术领域的奠基性概念、命题和话语，创立了理论新体系、新学说、新学派。四是引导对既有概念、理论、制度、实践的反思，推动理论变革。他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标识性原创性概念形象地比喻为“思想芯片”，认为其知识容量、思想含量、理论纵深是其他概念无法比拟的，其穿透力、解释力、指引力也是其他概念相形见绌的。他还举例指出，“有充分理论依据、坚实逻辑基础和强大实践导向的‘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就是这样一个概念，中国法学界对这一概念的标识性正在逐步形成共识”。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公丕祥认为，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着深厚的民族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之中，创造性地运用“第二个结合”，深入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法律精神世界，科学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悉心总结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有益经验，深刻阐释中华法系的内在要义，深入开掘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法治蕴涵，深刻论述创造中华现代法治文明的历史使命，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而集中彰显了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创造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天职。

　　深化法学理论研究，重要目的是服务全面依法治国实践。与会学者表示，要以深厚法学理论研究成果为基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创新。

　　推进我国法治体系与法治建设“新十六字方针”有机统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林表示，完善我国法治体系，迫切需要统筹处理好法治体系与法治建设中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新十六字方针”的法理关系，更好实现两者的相辅相成、有机统一。需要把法治体系的功能主义理论和法治建设“新十六字方针”的结构主义理论紧密结合，形成“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理论，进一步夯实我国法治体系的法理基础。

　　将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天津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恒山提出，社会主义法治实践表明，法律规则的有效遵循、制度体系的顺畅运行乃至法治状态的最终实现，从根本上取决于实践主体是否具备与之匹配的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核心要义即“公平正义”。当人们具备公平正义的精神，才能通过法治活动实现公平正义的治理，才能通过法治活动将人们内在公平正义精神外化为社会现实中的公平正义。

　　“对中国的法治实践在理论上加以提炼，形成创新的法学理论，并进一步用于指导法治中国建设的实践，是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要义。”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员沈国明在书面发言中谈到，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至少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将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运用于法治建设实践中所形成的法学理论成果；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以及当今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现代法治文化；三是契合我国改革开放大势、可以为我所用的国外法学领域的积极成果。他认为，这三方面内容均指向中国法治建设实践，要分析实践背后的原理、遵循的规律和适用场景，将以此获得的新知识与已有的知识经验建立联系，用中国话语进行总结归纳，推动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王广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