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对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价值不可否认。然而，近年来经济学研究出现了一种“过度模型化”倾向，即研究者不以推进理论发展和深化实践认知为目标，而是过度追求模型的复杂性，最终导致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在“模型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过度模型化”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研究缺乏理论和问题意识，构成数理模型的变量缺乏经济意义，计量模型所刻画的因果关系缺乏理论基础，使经济学研究成为没有“生命”的乏味研究；二是持“唯模型”方法论立场，对不可测度、不可计量的重要问题不关心、不触及、不研究，“模型”成为经济学画地为牢的桎梏；三是用复杂的模型表达苍白的结论，研究结论和发现在经验实证方面不证自明，在理论拓展方面也并无建树；四是为了达到预设的结论或增加所谓的有趣性，“蹂躏”数据、操纵模型，背离学术正风；五是将构建模型的工作量和模型的复杂性作为压倒性评审标准甚至唯一标准，将采用了调查研究、案例研究、历史研究等质性分析方法的高水平研究隔离在外；六是基于模型方法的研究虽具有显著的理论价值、强烈的问题意识或新颖的政策启发，但研究者或“不善于”以流畅的文字语言向非经济学研究者清晰展示自己的真知灼见，或“不愿意”以分析性文章、研究报告等文字成果形式向决策者和社会公众表达、转化自己的学术洞见，使高水平研究止步于模型，陷入“方法统治思想”的困境。

　　以数理模型为核心的理论构建方法和以计量模型为核心的经验实证方法，是经济学的主导研究方法。在理论构建层面，数理模型可以相对更加清晰地呈现目标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这种因果关系成立的边界和假设条件；在经验实证层面，计量模型使本不可以进行科学实验的社会现象在“统计”或“概率”意义上可实验。“模型语言”使经济学能够相对更好地规避不必要的概念界定和逻辑争论，或者借用经济学自己的话说，可以大大降低经济学家之间知识传播扩散与争论交锋的交易成本，更高效率地呈现、积累和吸收“增量”贡献。所以，反对经济学“过度模型化”，绝不是主张经济学应当放弃模型分析，而是要遏止思想和工具本末倒置的倾向，提醒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学家回归“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家的本质属性。

　　经济学终归是一门社会科学，不能背离其认识和改造社会的学科属性，其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合理性基础和价值导向是能够帮助人类更好地认识和改造社会；模型终归是一种研究方法，其对于经济学知识拓展的意义再大，也不可能脱离其推动思想和理论发展的工具属性。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伟大成果，还是中国经济学家对推进改革开放实践作出的原创性贡献，抑或是西方经济学中足以纳入教科书的经典研究，可以肯定的是，其之所以能够在学术研究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上留下永恒的印记，绝不是仅仅因为或主要因为其采用的模型多么复杂和精致，而是因为其超越了常规的理论洞察和思想认识，是因为其对于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所具有的启迪价值。更何况，优秀的经济学模型并不盲求复杂，而是在达到一般性和准确性前提下力求简洁清晰。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和丰富的成果形态才是中国经济学健康发展的应有样貌。

　　今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但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当前，如何将中国经济的优势和潜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如何在变幻动荡的国际竞争中塑造更加强大的中国经济，都迫切需要中国经济学界拿出建言改革发展的“理论钥匙”，对“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环境和战略取向作出科学判断。仅仅靠精进模型，显然不能兑现中国经济学家对国家和时代“经世致用”的承诺。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基于中国道路凝练基本概念和命题，回应重大现实关切的学理研究和宏大叙事，对中国经济典型事实的深度调查和准确刻画，对经济史和经济思想的重新审视，兼容并蓄的跨学科、跨方法研究，等等，都是提升中国经济学自主性、本土性、前沿性、致用性的有效路径，都是中国经济学界应当滋养培育的“百花”。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伟大征程上，中国经济学家有机会基于本土经验引领定义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有责任努力构建以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有能力在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平等交流对话中传播中国经济智慧。

　　中国社会科学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