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正确对待历史，铭记历史的教训，人类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引发了人们对历史的思考。 

　　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一杆标尺。有学者提出，二战后，日本一系列篡改历史的行为，不仅在其国内引发争议，更为国际史学界所诟病。从教科书内容的歪曲到历史事件的淡化处理，日本试图通过教育重构战争叙事，这种行为不断侵蚀着中日两国本应基于真实历史建立的友好关系，也在国际社会引发对历史正义与和平教育的深刻反思。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新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史桂芳以及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研究员陶赋雯，围绕日本篡改历史的行为表现、动因与根源展开探讨，呼吁日本正视历史、树立正确二战史观。 

　　日本教育中的历史篡改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报》：二战后的日本教育体系经历了深刻变革。您如何看待日本在教科书内容篡改方面的具体表现？ 

　　史桂芳：1945年日本战败后，在美国主导下实施了民主化、非军事化改革，教育领域是重点之一。日本根据《日本国宪法》制定了《教育基本法》《学校教育法》等法规，确立了教育发展的目标与方针。中小学废除“修身”课，初高中历史课并入“社会科”，该科包括地理、历史、公民三门必修内容。战前教科书由国家制定，宣扬“忠君”思想；战后则由“国定”改为“审定”，经文部科学省审定后出版，每四年审定一次。公立学校教科书由各地区教学指导委员会投票选定，私立学校则由校长决定。 

　　1955年，日本民主党部分成员发表《可忧虑的教科书》一文，主张将“战败日”改为“休战日”。1958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将“侵略中国”改为“进入中国大陆”。1982年，日本文部省审定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将“侵略”称为“进出”，将“南京大屠杀”描述为“因中国军队激烈抵抗，日军激愤杀害中国军民”。1986年5月，由“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编写的高中《新编日本史》教科书称侵华战争是“被迫应战”，掩盖南京大屠杀真相，将太平洋战争美化为“解放亚洲”。该教材随后被文部省审定合格。2001年，日本扶桑社出版的初中《新历史教科书》贯穿“皇国史观”，全面否定日本对外战争的侵略性质，亦获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教科书外，日本在教育课程、宣传活动、历史人物叙述及国际交流中还有哪些篡改历史的行为？ 

　　陶赋雯：在课程设计方面，日本部分教材将1931年至1945年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割裂叙述，弱化日本发动战争的责任。日本政府还将“随军慰安妇”等表述认定为“不恰当”，并强制修订已出版教材。在历史纪念层面，日本首相及内阁成员屡次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对于某些争议历史人物，日本存在美化或淡化其战争责任的倾向，还通过外交渠道试图影响国际社会对相关历史行为的认知评估。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日本篡改历史的教育行为有哪些新趋势或表现方式？ 

　　王新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在历史认知问题上争议不断，教科书问题尤为突出。冷战后，其历史认知右倾化趋势愈发明显。部分右翼学者提倡所谓“自由主义史观”，反对“东京审判史观”与“共产国际史观”，并出版更具争议性的教科书。日本政界整体右翼化与民族主义情绪上升，与战后出生人口成为社会主体有关，导致中学教科书对近代战争及战后历史的教育严重缺失。特别是近年来，争议不仅涉及历史问题，还扩展至领土议题，以及始终回避彻底解决慰安妇、强制劳工等问题。

　　缺乏正确历史认知的根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日本历史教育强调自身为原子弹爆炸的受害国，却忽视其发动侵略战争对亚洲各国造成的灾难。您如何评价这种“受害者意识”？ 

　　陶赋雯：日本历史教育突出其作为原子弹受害者的身份，淡化对侵略战争责任的反思，对社会和平意识与责任认知造成复杂影响。日本教育严重忽视加害者角色及原子弹爆炸的历史背景，形成一种“回避式和平主义”，导致日本年轻一代对侵略历史普遍漠然。这种和平立场并非基于深刻反省，而是一种漠视历史的消极态度，阻碍了从加害者角度构建战争责任认知。此外，日本虽然存在反思战争的作品，但多从受害者视角出发，忽视其加害责任。这种相对主义历史观阻碍了其在教育与文化层面正确认知战争的责任。由于未能形成全面客观的历史认识，日本社会的和平意识建立在脆弱基础之上。 

　　《中国社会科学报》：日本历史教科书的“改恶”问题日益严重。您认为难以解决的原因是什么？ 

　　史桂芳：教科书错误反映其历史认识问题，与战后清算不彻底、国际局势变化及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密切相关。随着美国对日政策由“改革”转向“复兴”，战争责任追究不彻底，部分甲级战犯获释，不利于日本反省罪行。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泛滥，试图通过否认侵略以提高民族自信。 

　　王新生：日本文化中的相对主义特征导致其缺乏绝对的善恶评价体系，价值观随时代而变化。当前，政界右倾化明显，革新政党式微，保守势力占据主导。尽管日本社会与学术界曾有反思战争之举，但整体反思程度远远不足。日本社会多元，虽然有少数人深刻认识反省战争，但多数人受文化影响，缺乏对历史的正确认知。在全球与区域一体化背景下，日本若坚持错误历史观，将难以与周边国家达成和解，进而影响与中韩等国的经贸合作。日本青少年在学校接触不到相关历史内容，家庭与社会教育也难以提供正确二战史观，导致历史教育存在明显缺陷。 

　　发出有力的中国声音

　　《中国社会科学报》：面对日本篡改历史的行为，中国学术界应如何加强历史教育研究，揭露错误行为？ 

　　王新生：在抗战历史研究方面，我们需从多层面入手，积极传播真相、凝聚共识。学术上应加强实证研究，聚焦微观细节，以确凿证据支撑观点，在争论中占据主动。以往研究重性质而轻细节，影响说服力。日方常以细节模糊侵略本质，故应以事实为依据，加强微观实证。学术交流亦至关重要，我们要通过对谈传递观点，逐步形成共识。在社会层面，应推动大众史学发展，借普及性作品传播专业知识，引导公众认知。 

　　《中国社会科学报》：学术界应如何在国际舆论场更有效地传播历史真相，抵制日本篡改历史的行为？ 

　　陶赋雯：针对日本篡改历史的行为，我们应在国际舆论场实施多元传播策略。可依托国际组织与多边论坛，推动关于二战历史的学术讨论与教育项目，支持将731部队人体实验、重庆大轰炸等史实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呼吁国际社会共同维护二战历史真实性。强化与国际主流媒体的战略沟通，主动提供经严谨考证的新闻素材与背景资料，引导客观公正平衡的国际报道。

　　我国应坚持历史真相原则，深化对历史史料的发掘、整理、保护与研究，确保证据完整与权威；系统剖析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准确把握其演变与谬误。同时，应区分日本政府、右翼势力与普通民众，警惕右翼势力的文化渗透，并在民间交往中重视日本民众的历史认知与文化力量。深化与韩国、新加坡等曾经遭受侵略的亚洲国家的沟通，推动形成历史问题共同立场；拓展与日本国内进步力量及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合作，支持全球维护历史正义的力量。最后，应综合运用外交、教育、文化手段，推动日本官方与社会正确认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