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人类社会既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互联互通，又面临着身份认同、历史叙事与价值观念的深刻冲突。如何在差异中理解彼此、在冲突中重建共识，成为全球性课题。历史学，作为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不仅承载着揭示历史真相的使命，而且肩负着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任。围绕全球史研究的范式革新、历史教育的公共价值以及中华文明对全球文明的独特贡献等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学者。
多样性是推动社会持续进步的重要动力
针对当下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力量并存的现实，美国中古中国学会前会长、美东南地区早期中国圆桌学会主席、南卡罗来纳军事要塞学院历史系教授南恺时（Keith N. Knapp）对本报记者表示，多样性是社会能够作出理性判断与有效决策的重要前提。研究表明，当群体成员来自相同背景、共享某种单一经验时，人们往往更容易陷入“群体思维”，难以突破既有认知框架；而当不同背景、不同经验的人共处并参与讨论时，思想的碰撞与相互启发更有可能产生多元而富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从而避免决策在单一方向上不断强化。他强调，从生物学角度看，多样性同样具有现实意义。不同背景的人共居，有助于提升整个群体的健康水平。这种“多样性优势”并非抽象概念，而是在人类社会与自然层面均有体现。
南恺时直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当前的政治文化却在系统性地排斥多样性。在他看来，这是一种“灾难性的政策导向”，它试图通过强化身份认同壁垒，幻想将社会拉回到一个并不存在的旧时代。事实上，那些试图消除差异、制造对立的言论不仅无法增强社会凝聚力，反而会削弱社会整体实力，激化冲突。在受访过程中，南恺时多次强调，多样性是推动社会持续进步的重要动力。真正能够凝聚社会力量的，不是排他性的身份认同，而是通过对话和理解形成的共识。
而要获得这种基于对话和理解的共识，就需要深入了解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历史。全球史研究要以一种宏观、综合且包容的视角，将世界各地的发展历程置于一个相互关联的框架中进行考察。南恺时认为，全球史研究为构建自我认同、理解差异、化解分歧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基础。通过全球史研究，人们能够看到不同文明在交流、互鉴、融合中共同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历程。这会让人们更好地把握多样性的本质，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去接纳和欣赏不同地区的文化与历史。
全球史兴起重塑历史研究格局
回顾历史学的发展路径可以发现，长期以来，有关研究往往以民族国家或单一文明为基本叙事单位，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历史的全面认识。近年来，全球史的兴起深刻重塑了历史研究格局。全球史学者认为，如果仅在封闭的地域或文明内部理解历史，许多关键问题将无法被真正解释清楚。因此，他们强调长时段、跨区域的比较与关联，关注人口流动、技术变迁、城市化进程、跨文化互动以及社会结构在全球层面的生成机制。
随着全球史研究的逐渐深入，学者发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比想象中更为紧密。“如果局限于某一地区的历史，就会对更宏大的历史进程视而不见。”南恺时说。在他看来，人类历史本质上是一部迁徙史。无论古今，人始终处于流动之中，人们迁徙的规模和不同区域间的互动强度被严重低估了。以丝绸之路为例，除了外交使节，往返于丝绸之路上的商人、传教士、旅行者以及生活在沿线区域的民众之间也存在频繁、持久的交流，他们携带的本土故事、信仰与经验，在不同语言与文化中不断被翻译、重述和改写。南恺时举例说，“灰姑娘”的故事可能源于中国，随后沿着丝绸之路传播至欧亚大陆其他地区，这类“基层”交流在塑造文明面貌方面具有深远影响。
“再将目光放到当下，”南恺时继续说道，“全球化速度不断加快，科技快速发展，信息与资源的流通前所未有的便捷，人们更是频繁地跨越国界，搬迁至不同地区学习、工作、生活，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更加频繁。由此我想强调的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文明交流互鉴往往并非局限于高层交流的官方场合，而是更多源自普通民众间的日常互动往来。”
全球史研究除了具备整体性视角、关注跨区域流动，更重要是其“去中心化”理念，它反对“欧洲中心主义”，这在当代非西方史学的崛起中体现得尤为明显。202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非洲通史》三部新卷，以非洲自身视角重述非洲历史，纠正长期以来由外来观察者主导的叙事框架，打破长期嵌入历史知识体系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正如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特聘教授高畅（Augustin Holl）所说：“非洲后裔之间存在着极为紧密的联系，正是我们所经历的苦难，塑造了一种共通的历史记忆。如今，我们正努力将这份记忆转化为力量，使非洲人真正掌握自己的历史，并自信地迈向未来。”
欧洲中心主义长期主导着非洲历史叙事，西方的历史叙事通常将非洲简化为传教、奴隶贸易、殖民统治与冷战博弈中的被动角色。而《非洲通史》旨在恢复非洲历史的复杂性、连续性与主体性。此类“去欧洲中心主义”的举措致力于使世界历史真正成为一部由多元主体共同书写的历史。
历史研究在公共领域中的角色问题，正日益受到历史学界的关注。西班牙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大学中世纪与现代史教授卡洛斯·巴罗斯（Carlos Barros）提出，当下历史学正面临双重现实挑战：一方面，历史学科在社会公共讨论中长期被边缘化，其知识价值被低估；另一方面，历史学者亟须主动介入社会与政治对话，以有力回击那些具有误导性甚至危害性的历史叙事。唯其如此，历史学才能在当代公共领域重新展现其不可替代的知识价值与伦理担当。
中国历史典籍为世界提供重要思想资源
在历史研究边界不断扩展的同时，历史教育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历史不再被理解为一系列现成的结论，而被视为一种以证据为基础的思维训练。美国杜鲁门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约书亚·努德尔（Joshua Nudell）认为，历史研究的核心应当是准确探究“发生了什么”和“为什么会发生”，避免加上个人价值和判断。至于史实的意义及其带来的启示，应当留给公众自己去思考，或让公众在讨论中形成自己的见解。在努德尔看来，学习历史对学生的人生意义重大，它能够拓宽学生的视野，引领他们走进一个广袤无垠、丰富多彩的世界，让他们能够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接纳新思想。更为关键的是，学习历史能够系统培养学生的阅读、写作、讨论与辩论等核心能力，这些能力是学生未来立足社会、应对挑战的重要基石。
谈到历史教育实践，南恺时有自己的见解和经验。在设计课程内容时，他将中国历史相关内容包括儒家和道家思想、中医理论和养生观念等包含在内，他还推荐学生阅读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他深知中国拥有极为丰富的思想和文化资源，这些资源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更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南恺时表示，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和经典著作为当代世界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例如，孔子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为当今社会反思发展模式、处理社会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参照。孔子倡导的“仁爱之道”蕴含着超越时空的智慧，它强调帮助他人实际上也是在帮助自己，人们无法孤立地生存于世，需要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这种思想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合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自然环境方面，孔子同样有着深刻的见解。他倡导的关于渔猎的规则，如只取所需、避免过度捕捞等，都体现了对自然的尊重与敬畏，与西方哲学家梭罗“人应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观点不谋而合。这些见解深刻且具有前瞻性，在生态、气候问题严峻的当下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在南恺时看来，历史教育的变化让我们重新审视历史的价值与意义。它不仅是对过去的回顾，更是对未来的指引。通过历史教育，我们能够汲取古代思想与智慧，为当代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在面对全球性挑战时，以更加理性、包容和可持续的方式前行。
中国社会科学报驻雅典特派记者 练志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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