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国迈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重要时间节点，中国历史学界正以高度的使命感与敏锐的时代感，重新审视学科定位，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在数字技术的浪潮中重塑研究范式。

　　“历史学作为传承文明、启迪智慧的基础学科，既是守护中华文明根脉的核心载体，也是服务国家战略、推动文明互鉴的重要力量。”面对新的时代命题，多位受访学者向本报记者表示，站在新的起点上，历史学研究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肩负着更为艰巨的学术使命。

　　走进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胡恒的办公室，他的案头正摆放着一本刚印制的《数字史学发展动态》2025年合订本。“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这些‘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发展要求，为历史学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改革压力。”胡恒开门见山。

　　他告诉记者，历史学学科需要探索“历史+跨学科融合体系”，培养善于运用数字化手段进行公共传播的行业人才；积极参与构建开放共享的史学数据公共平台，深化人工智能与历史研究的融合；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边疆学知识体系，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与活态传承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上海师范大学校长、人文学院教授陈恒从更宏阔的国际视野审视历史学使命。“在‘十五五’期间，历史学家应在国际学术界充分表达中国史学界的声音，不断凝练思想内核，提出有分量、有影响力的标识性概念和理论，从世界知识体系的参与者转变为引导者。”

　　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贺江枫看来，无论是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还是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历史学研究都可以利用其深厚的学科积淀，通过扎实的实证研究与深刻的宏观思考，为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现代中国的文明形象提供智力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建国将历史学学科在“十五五”期间的任务概括为“双重使命”：继续深耕基础研究，筑牢学科根基，深入挖掘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基因密码；同时强化应用研究，服务时代需求，围绕“大一统”国家建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文明起源与互鉴等重大议题，以丝绸之路、中外科技文化交流等为切入点，讲好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故事。

　　谈及如何平衡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杜华提出富有哲思的见解：“历史学学科的使命不应是被动的工具化，而应作为国家文明的知识底座与战略定力的来源。”在他看来，唯有通过扎实的史料考辨与跨文明的长时段研究，理清大国兴衰与社会秩序演变的底层逻辑，才能在服务国家战略时提供具有穿透力的历史纵深，在文明互鉴中贡献具备学术底气的中国方案。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沙武田认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是递进关系。“‘十五五’期间的历史学研究，更多应着眼于服务国家发展、文明互鉴、社会治理等应用型研究上来。”

　　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快速迭代，大数据、数字考古、GIS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正深刻重塑着历史学的研究范式。本报记者在采访中深切感受到，数字技术已从少数前沿学者的“利器”走向历史学界的“标配”。

　　刘建国向本报记者展示了数字考古领域催生的多项突破性进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运用无人机拍摄、遗址三维重建、空间分析等数字技术，探讨江汉平原重要史前遗址的形成过程，揭示史前先民修建水利设施用于雨季防洪和旱季灌溉，达成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处，为理解和阐释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提供了全新视角。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数字清史实验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史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电子刊《数字史学发展动态》，在2025年报道数字史学相关会议80场、讲座83场；收录数字史学相关中文学术文章信息达167篇。”胡恒用一组数据印证了技术浪潮在史学界的广泛影响。他坦言，当前数字史学领域仍存在“理论探讨多、实践案例少”的问题，学术界公认的典范性突破性成果仍较为稀缺。但他个人已将数字技术全面融入研究工作，如利用电子文献提升史料整理效率、借助大模型进行量化统计，以及与工程师合作开发“清史智能体”。

　　“AI技术对历史学的核心价值，在于重构了史料的边界与尺度。”杜华认为，面对全球化视野下的多语种档案洪流，AI让长时段、大范围的量化分析从“不可能”变为“现实”，打破了学科间的语言壁垒。他同时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观点，AI时代恰恰是人文学科的高光时刻——当算法完成了信息处理的基础工作，史学家的核心使命便回归到意义阐释，这正是历史学不可替代的人文内核。贺江枫同样认可AI的技术价值，但也保持着清醒的批判意识。“AI在多语种文献释读、大规模史料处理方面展现出惊人效率，但其算法与数据局限带来的讹误问题，也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清晰的辨别能力与明确的问题意识。”

　　面对部分学者对技术冲击的忧虑，胡恒认为，新技术是史学研究“如虎添翼之‘翼’”，而非“同室操戈之‘戈’”。新技术应用中出现的数据沙漠、算法偏见、学术伦理等问题并非数字时代独有，传统研究中同样存在史料选择偏差、历史观偏见等问题，这些问题将在技术发展与学术实践中逐步完善。

　　数字素养培养与跨学科人才建设，是技术赋能史学的核心支撑。胡恒提出，数字素养的培养无需让历史学家过度聚焦技术细节，而应重点把握技术背后的原理性认知，通过跨学科合作弥补技术短板。刘建国则建议，高校与科研机构需从课程设计、平台建设、制度保障三方面发力，设立“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交叉课程，打造数字研究实验环境。

　　围绕“十五五”规划导向与自身专长，学者们提出了前沿的研究计划，并普遍强调跨学科、跨机构协作的重要性。

　　新的一年，刘建国将研究重心聚焦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史前人水关系研究，系统探讨长江中下游、黄河流域等重要史前聚落遗址的形成过程与环境适应性。他将依托中国考古学会数字考古专委会平台，深化与各省市考古单位、高校的合作，共享科技考古与田野考古成果，同时探索人工智能在考古研究中的深度应用。沙武田将围绕敦煌学、石窟寺考古与丝路文化交流展开深度研究，紧扣“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时代命题，深度阐释石窟寺作为丝路文明遗产在跨文明交流中的独特价值。为推进研究，他将联合多所高校研究团队与石窟保护单位开展深度合作，搭建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宗教学多学科协同的研究网络。

　　胡恒在新的一年将持续建设“数字清史实验室”，推进“清史地理信息系统”“清代职官数据库（地方志）”“清史智能体”三大核心项目，发布首批数据成果。贺江枫将继续聚焦于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重点围绕卢沟桥事变展开深入探讨，在回击日本右翼学者错误论点的同时，通过中日英等多语种文献的细致考证，再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世界意义。

　　作为一名身兼高校管理职责的世界史学者，陈恒希望进一步整合各高校现有的学术力量，加大对世界史学科的经费投入，推动校际开放和网络资源的共享共用，打破国内现有外文数据库系统壁垒。他特别强调要加强世界史小语种语言人才培养，拓展跨语言、多语言、跨文化的研究合作机制。

　　在展望未来的同时，受访学者也指出了历史学研究面临的现实瓶颈。杜华直言，当前历史学研究的核心瓶颈在于“研究的碎片化与理论的依附性”：选题日益精细却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微观陷阱，缺乏对重大历史变迁的宏观解释力。沙武田也表示，当前历史学研究存在选题过度窄化、缺乏理论建构的问题，传统史学考证仍是主流，跨学科研究受限于研究者的固有思维，“小院高墙”的研究模式仍未打破。贺江枫则认为，学术成果大众化转化不足，亦是当前学科发展的突出短板。

　　针对这些发展瓶颈，学者们提出了系统性的改革创新路径。杜华提出，历史学需实现从“碎片化”向“新综合”的转型，在坚持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重塑大国史、全球史的宏阔视野，以数字人文技术整合微观史料，回归对人类文明演进规律的整体性探究。沙武田强调，未来的历史学研究必须强化“有组织科研”与团队协作，培养学者的全球史观与国际视野。贺江枫则建议，借助互联网与数字平台推动学术成果的大众化传播，让历史学更好地承担社会功能。

　　展望未来5—10年的学科发展趋势，学者们普遍认为，技术驱动的范式转型、国家战略引领的方向拓展、全球视野下的学科融合，将成为历史学发展的核心主线。陈恒表示，世界史学发展正进入去中心化的全球史阶段，去西方中心化、多元现代化兴起成为潮流，人工智能的迭代让人类进入与AI共同研究、书写历史的时代，这既带来了全新的研究视野，也可能催生新的数字鸿沟，重塑全球学术格局。胡恒认为，“第二个结合”重大命题的提出与“十五五”规划为历史学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但新技术冲击也让学科面临人才培养、就业市场的挑战。未来跨学科融合将不断淡化学科概念，史学内部方向发展将持续分化，顺应时代需求的学科方向将实现跨越式发展。

　　在具体研究热点与增长点方面，学者们的预判形成了诸多共识。杜华提出，数字史学将从辅助工具走向研究主流，甚至开启“计算史学”新纪元；面对全球气候危机，环境史与“人类世”研究将愈发重要；“边缘”叙事与全球史的深度交织，将勾勒出“生命共同体”史的全新图景。贺江枫认为，现代化视角下的中国发展历程研究、区域国别史研究将持续成为热点，改革开放史将随着档案文献的开放迎来爆发式发展。刘建国与沙武田共同提到，中华文明探源、中华民族共同体史、丝路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比较研究等领域，将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成为核心研究方向。

　　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思潮并存的背景下，中国历史学如何“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是学者们共同关注的核心命题。陈恒表示，中国历史学“走出去”的本质，是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的互动互融，核心是对中国资源、中国文献、中国遗产进行世界性解释，而前提是打破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学科壁垒，实现二者的深度融合，让历史书写既扎根本土，又面向世界。沙武田提出了中国历史学“走出去”的六大核心路径，即培养具有国际学术视野的领军学者、推动研究选题与国际学术接轨、组织跨国合作科研项目、以数字技术实现多语种历史传播、做精“中华外译项目”、系统性培养丝路胡语文献研究人才。刘建国则表示，需依托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搭建国际学术合作平台，深入挖掘丝路文化内涵，提升中国在全球文化遗产治理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站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新起点上，历史学学科正处在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转型路口。受访学者表示，未来的历史学研究，应始终坚守“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学科使命，在夯实基础研究的同时积极拥抱时代变革，以扎实的学术成果守护中华文明根脉，以宏阔的学术视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进程中，努力让这门古老学问在新时代焕发出历久弥新的光彩，为理解过去、照亮当下、启迪未来贡献不可替代的智慧与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班晓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