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实证了世界稻作农业起源地位于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也确立了考古学研究稻作农业起源的重要地位。严文明先生在《长江文明的曙光》中对稻作起源研究有过“两次飞跃”的阐述：“第一次飞跃”是从20世纪50年代在湖北京山屈家岭等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现稻谷遗存到70年代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最丰富的史前稻谷遗存宝库”。“第二次飞跃”是从河姆渡遗址发现到20世纪90年代湖南澧县彭头山、八十垱等遗址发现距今约9000年的栽培稻遗存，与此密切相关的还包括同一时期发现的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它们把稻作起源的时间线索提早至距今1万年前。“两次飞跃”的观点基本奠定了稻作农业长江中下游起源的考古学认识格局。
“第三次飞跃”——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研究
“两次飞跃”关注的焦点是水稻的驯化和鉴定标准以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出现的时间和最有可能的稻作起源地，并不涉及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研究。况且“长江中下游稻作起源”界定了一个潜在的、宽泛的、整体的空间，而早期稻作农业社会应首先出现在一个特定的、具体的、独立的地理单元，然后才可能在空间上形成关联并发展成较为统一的整体。因此，以“两次飞跃”为基础的长江中下游稻作起源学说讨论的核心可以概括为水稻作为作物种类的驯化起源地，而以早期稻作农业社会为导向则是探索水稻作为食物生产体系的农业经济起源及其与之密切关联的过程性、社会性和精神性变化。因此，可以将其视作稻作起源研究的“第三次飞跃”。
以此为视角，钱塘江流域提供了一个几乎完整的区域性范本，它涵盖了早期稻作农业社会从初现到形成的各个阶段，钱塘江流域作为早期稻作农业的核心起源地、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原生形成地具有重要意义。
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历史路径
从宏观历史进程看，钱塘江流域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形成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萌芽期：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距今约2万—1万年。尽管尚未发现明确属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遗存，但最新研究显示，钱塘江流域早在2.4万年前就开始采集野生稻作为食物资源，1.3万年前出现了“前驯化阶段”的水稻种植行为。这一时期可以认为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位于钱塘江流域核心腹地的人群此时已经开始最初的稻作生产实践，这为稻作农业的起源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初现期：整体对应上山文化时期，距今约1万—8300年。这一时期稻作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升，皇朝墩遗址水稻田的发现表明小规模的稻田生产开始出现，以水稻种植为突出特征的湿地经济和以采食、狩猎为表现形式的林地经济相结合的“稻作混合经济体系”基本形成。聚落定居呈现出复杂化的形态特征，环壕成为“定式”，彩陶、器物坑和高等级墓葬体现了相互关联的仪式行为。基于稻作农业生产的初级村落和聚落群逐渐扩大，社会发展呈现出从早到晚的阶段性变化，上山文化中期开始出现较大规模的遗址表明区域性中心正在形成，初具规模的社会网络体系基本建立。上山文化晚期，早期稻作农业社会分化出不同的演进方向，跨区域的文化互动和人群交流范围更广、程度更高。
（三）分化期：整体对应跨湖桥文化时期，约距今8300—7200年。该时期早期稻作农业社会出现明显分化，靠近金衢盆地的内陆人群显示出与上山文化更接近的亲缘关系，在文化适应策略上倾向于坚持稻作农业，而靠近古杭州湾和宁波湾的滨海人群表现出更明显的海洋性特征。这一过程的源头基于上山文化由内陆向海滨地带的迁徙和发展，也是上山文化向跨湖桥文化过渡的方式之一，即人群在向海洋拓展的过程中进行新的文化适应和自我整合，既没有放弃稻作农业的传统和基因，又开启和增补了对海洋资源的利用。这一时期呈现出更加多元的经济结构和更为明显的地域风格，是基于生态环境特性产生的文化适应策略差异，也更加说明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发展并非单线进化模式。
（四）形成期：整体对应河姆渡文化时期，约距今7000—5800年。这一时期显著标志是出现区域性的稻作农业社会以及系统性的稻作农业思想。姚江河谷作为河姆渡文化早期的原生型文化中心展现出非常高的社会发展水平，以河姆渡、田螺山为代表，开辟了以大规模水稻田为特点的稻作农业形态，规模宏大的干栏式建筑成为聚落空间的景观象征，聚落内部结构和功能规划呈现出成熟的形态，河姆渡、田螺山等遗址成为区域性中心聚落并统领其周边的小型遗址群。从河姆渡文化早期开始的人群迁徙，形成了以鱼山遗址群为代表的宁波平原地方社会和以何家遗址为代表的奉化江平原地方社会，最终在河姆渡文化晚期孕育出附属型和再造型的区域中心，由此建立起河姆渡文化的三大区域性稻作农业社会。
该时期另一个显著标志是出现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稻作农业思想和信仰体系，表现在陶器、骨器（象牙器）、木器和建筑上，其中蕴含的图像礼仪、艺术观念和宇宙观信仰的核心内涵是道法自然、和谐共生、敬畏天地和祭祀祖先。这是基于物质发展水平又超越物质层面的精神标准，对良渚文明观念信仰的构建产生了深远影响。
钱塘江流域的史前历史地位
研究钱塘江流域早期稻作农业社会，实际上还暗示了在考古区系论背景下被忽视的“钱塘江区系”，它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具有独立地位。这是对传统区系论的补充和发展，也是“钱塘江文明”史前价值和历史地位的重要体现，构成了广义上早期长江文明的史前基础，也奠定了先秦时期百越文化的史前底蕴。
从万年文化史的时空背景来看，钱塘江流域处在靠近中国东南海岸的内陆地区，至少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已经出现了内陆文化区和沿海文化区的平行发展格局，稻作起源出现在钱塘江流域，而早期海洋开发则位于毗邻钱塘江流域的滨海地区，并与南部的福建、台湾沿海大陆架和岛屿群存在密切关系。进入新石器时代早期，稻作农业的出现和发展以及海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成为钱塘江流域史前文化发展的两股原生动力，内陆与海洋的双重文化背景奠定了该区域的历史发展格局。此后，随着河姆渡文化形成区域性的稻作农业社会以及向更广阔的沿海地区和岛屿群的扩散达到高峰，钱塘江流域成为研究“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重要地区。
从全球史视角看，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形成提供了稻作农业持续向太平洋岛屿群、朝鲜半岛和日本等地传播的历史根基，也是在东南亚范围内讨论“稻作文化圈”的历史依据，钱塘江流域深刻描绘了因稻作农业传播扩散而开启的人类早期全球化历史的生动图景！
（作者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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