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内容，牛河梁遗址则是红山文化发展到高峰阶段的典型代表，其以“坛庙冢”组合构成的祭祀礼仪中心，具备了历史时期都城遗址才有的“国家祭祀”形态，成为中华文明史重要的物质实证，“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初见雏形。牛河梁遗址大型台基建筑群的营建和使用显示了当时社会已拥有强大的动员和组织能力，成为红山社会进入“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重要依据。

　　“考古中国——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实施以来，取得一系列考古新发现，为学术界认识“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

　　礼制是广域空间统一社会构建的制度基础。最晚到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中期偏晚阶段，已经形成了以玉器为载体的礼制秩序。随葬玉器的种类、组合及质地差异，成为区分社会等级与彰显礼制的标志。而牛河梁—胡头沟遗址群出土玉器的质地差异，凸显了区域社会等级秩序的完善。由此可见，《周礼》所载“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的统一有序社会雏形已经形成。

　　分别位于青龙河（滦河支流）、大凌河和教来河流域的东山头遗址、三家东北遗址、元宝山遗址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区域社会规范的一致性，为认识红山文化“统一社会”的特征提供了重要信息。

　　元宝山遗址、东山头遗址大墓在北侧、小墓集中于南侧的墓地布局，以及相似随葬玉器的等级分化与随葬品的组合规律都表明，广域空间范围内统一的社会等级秩序已经形成。

　　在远离红山文化核心区的桑干河流域，郑家沟遗址发现了完整、规范的积石冢。其墓地布局、玉器特征等方面皆显示与红山文化核心区具有相似的特征，这表明越过燕山到达桑干河流域的人群延续了红山文化核心区传统的埋葬方式、玉器特征、用玉规范和祭祀风格。

　　以“礼制”规范的等级秩序获得区域内的普遍认同，成为建立“红山古国”的制度基础。而在总体规范一致的情况下，不同区域的差异性特征则表明，红山社会可能已经出现了“因地制宜”的多样化社会治理模式。

　　社会公共祭祀礼仪活动奠定了社会团结的思想基础。祭祀活动是红山文化重要的社会公共活动，等级规模略有差异的祭祀活动中心在红山文化区内普遍存在。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繁荣阶段的典型代表，也是红山文化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的祭祀礼仪活动中心。除了20世纪80年代已经发现的“女神庙”、祭坛和积石冢墓地外，近年的考古发掘进一步证实，“女神庙”所在的第一地点是一处主体面积6万平方米的大型台基建筑群，台基上发现了多种祭祀遗存，其特征与文献记载的祭祀活动相似。这些祭祀遗存与坛庙冢所显示的祭祀对象的差异、“女神庙”内偶像的分类都表明，红山文化复杂的祭祀对象已经初步形成了“天—地—人”三分格局。红山文化时期，“天、地、祖先”的祭祀体系初步形成。台基上发现的堆积不同的坑状遗迹表明，以“瘗埋”为表现形式的祭祀活动，已经出现了与《周礼》记载相似的对祭祀对象（地祇）的复杂分类。

　　除了上述可以较为明确归类的祭祀遗存之外，我们发现了更为丰富的祭祀类遗迹，如在牛河梁遗址发现的排列方式与“北斗”相似的7座红烧土坑、东山头遗址石块堆砌的遗迹和石构坎祭坑。不同区域的祭祀类遗迹虽整体特征相似，但也存在鲜明的个性特点，为从精神层面认识红山文化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除了相对规范的祭祀活动中心之外，居住区内的祭祀活动同样盛行。彩陶坡遗址发现的结构特殊的超大型房址和房址内出土的蚌龙，都表明红山社会在公共祭祀活动之外，日常居住区域内亦有祭祀活动。这展现了红山社会祭祀活动在规范特征之下的“复杂性”。

　　多样的祭祀活动、房址内的偶像崇拜与规整有序的祭祀礼仪活动中心、祭祀体系，从不同侧面展现了红山社会复杂祭祀礼仪活动的全貌。这套复杂祭祀礼仪体系是红山社会在继承本地区自兴隆洼文化以来的多种信仰的基础上，对其加以整合并使之秩序化的成果，从精神和信仰的视角初步勾勒出红山社会从分散到统一的社会发展脉络。

　　区域文化认同的形成。复杂的祭祀礼仪活动以及由此形成的规范的礼制，仍然带有草创期的特征。由于尚未形成简单规范的分类标准，玉礼器造型仍较为多样，造型繁复的玉猪龙（玉龙）是红山文化玉器中极具复杂性特征的典型代表。考古发现证实，玉猪龙是红山文化中分布范围最广、形制变化最小的一类玉器，是红山文化最具影响力的“文化认同符号”。近年来，在三家东北遗址、东山头遗址发现的以玉龙形象为主体的琮形（柱形）玉器是继玉猪龙之后发现的造型纹饰变化最小的一类复杂造型的玉器。它们以钻芯为基础制作而成，上下两面采用三分或四分法作出构图分界，侧面刻画玉猪龙头部形象，虽具体形态上略有差异，但构图的原则完全相同。元宝山遗址发现的类似造型的玉器则进一步简化为仅保留相似的四分布局，侧面的玉猪龙形象不再进行具体刻画。玉龙作为红山社会广泛区域内文化认同的标志，其形态逐渐简化和符号化，但始终是红山文化“文化认同”的重要体现。

　　多群体社会的繁荣与发展。系统的考古发现以祭祀礼仪类遗存为主，更多展现了红山社会制度和精神领域的发展状况，虽未能呈现出红山社会发展的全貌，但我们仍然可以从祭祀类遗迹的营建、多学科方法的应用中获取更多与红山社会发展相关的信息。

　　随着祭祀礼仪类遗址的营建和结构布局的进一步明晰，各祭祀礼仪类遗迹所显示的共性特征为认识红山文化祭祀礼仪类遗迹的修筑规范和过程提供了重要参考。祭祀礼仪类遗迹多依山势建造，牛河梁遗址台基建筑、郑家沟积石冢都充分利用了区域内可供使用的最大空间。依托山形地势是红山社会通过有限改造最大化利用区域环境的体现，深刻彰显了红山社会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发展理念。

　　新的考古发现进一步扩展了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研究表明，在距今5300年前后，红山文化人群已经抵达桑干河流域，与本地人群的交流融合将红山文化核心区的信仰体系、礼仪秩序也带到了这一区域，成为红山文化向南影响的前沿。考古发现进一步拉近了史前考古与历史文献记载之间的关系，为红山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直根系”提供了新的证据。红山社会以自己的制度创造和精神信仰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注入了重要的精神力量，红山文化时期形成的礼制成为历史时期完善礼制的源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