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身处一个深刻的文化自觉时代。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大众传播，无论是民间社会还是知识精英，无论是以电影、电视、短视频为主的大众媒体还是学校、教育机构与博物馆、美术馆，有关中国传统的文化认同都在不断加深。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学术思想的各个领域都在重新发现“中国性”。语言学领域正在重新发现汉语的音韵、词汇与结构的智慧与美丽，尤其是汉语汉字与中国式思维的问题，已经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古典学正在回归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并寻求中西古典文明的交流互鉴。哲学研究在回归儒释道本源之路上十分深入，而且已经展开了古今中西之间的对话，提出了哲学知识形态中的“中国文化和中国生活方式”“中国精神视野”“将哲学当作动词”“做中国哲学”等命题。史学领域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叙事，并构建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呈现出更加多元和深入的趋势，特别注重从自身历史传统和现实问题出发，试图超越简单的理论移植，寻求更深层的文化自觉和理论创新。艺术学领域一直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寻找东方美学的当代表达。例如，以北京大学教授朱良志为代表的艺术美学研究，论“高古”，论“时间”，都彰显出中国文化的特征。众多学科不约而同地探寻“中国性”，绝非偶然，这表明：中华文化主体性在全球化时代必然觉醒。

　　中国文学理论学科，也不例外。新一代学人在前辈学者耕耘的基础上，继续探寻文论的中国性问题。然而，在这条学术道路上，我们需要保持学术理性。

　　第一，避免本质主义的陷阱。中国性不是封闭、静止的本质存在，而是流动的、生成的文明脉络。它既深植于先秦诸子的思想机锋中，也体现在唐宋时期的诗词文章里，更在近现代中西文明交汇的创造性转化中不断重塑自身。我们要探寻的是“活的传统”，而非博物馆中的标本。譬如“山水”，一般认为，西方有“风景”，而中国有“山水”。但如果说中国山水从古典时期开始一直没有变化，这就陷入了某种本质主义的陷阱。因为在先秦的《诗经》与《楚辞》里，水泽、山林等自然旷野的意味，跟希腊神话与悲剧中的Oros（山林）一词一样，大都是人类可畏、山鬼与河神居住的原始存在。只有到了东汉末年甚至陶渊明、谢灵运之后，山林才真正成为与人亲近的人化自然。山水画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从神灵栖居到人类可游可居的变化过程。其中的山水美学表现出足够丰富饱满的中国性。

　　第二，注重中西对话的辩证性。我们追求的并非排他的自我确认，而是在对话互鉴中确立自身。2019年的上海高考作文题“中国味”，出得很好。题目是这样的：倾听了不同国家的音乐，接触了不同风格的异域音调，我由此对音乐的“中国味”有了更深刻的感受，从而更有意识地去寻找“中国味”。题目中所说，不是孤立地寻找中国味，而是听了很多不同的音乐之后，才能真正获得中国味的深刻感受。这不仅是文化价值上的“和而不同”，而且点出了真正的中国性是一种开放的态度。这在方法论上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只有文明互鉴才有真正的主体性与文化自觉。

　　钱锺书先生也给了我们一个很精准的例子。他研究“体用”这个概念究竟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他发现顾炎武等皆认为体用一语，来自佛书，是一种污染，是一种“失语”。但是，这些学者都没有真正面对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尽管《周易》分别出现了体、用二字，但孔颖达的《周易正义》把二者连在一起了。因为这里有一种内在的需求。“夫体用相待之谛，思辩所需；释典先拈，无庸讳说，既济吾乏，何必土产？”（《管锥编·周易正义》）也就是说，中国思想史一直有寻找“体用”概念的需要，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中，类似于“体用”的概念如“形/质”“能/力”，越来越靠近体用。既然“体用”能把我们中国的一些道理说清楚，何必要土产呢？钱先生非常明确地表达，尽管这个概念有两个来源，但“体”“用”两者皆有中国观念的本土性，把二者精密化并连在一起正是佛教完成的事情。“当从李斯之谏逐客，不须采庆郑之谏小驷也。”（《管锥编·周易正义》）钱先生的言下之意是我们不应该像庆郑那样只采用本国的战马，而应该像听从李斯的意见那样，反对下达驱逐外来宾客的命令。这种辩证关系要求我们既要避免盲目西化，也要警惕狭隘的本土主义。

　　从更大的方面来说，中国文化也吸收过很多的佛家观念。钱先生也说，有些人认为用了释典就不是正宗的儒学，有人批评朱熹用了佛教典籍，朱熹就不是真正的儒学。这些观念其实都是不对的。前几年，中国一些学者也有“判教”的观念，判教就是将中西问题变成是非问题，认为当代中国学术界得了“失语症”，文学研究自“五四”以来失去了自己的话语、失去了中国的概念，甚至失去了自己的思想，全部用西方的观念取而代之了。这个观念的影响很大，其合理之处在于“五四”以来确实把一些中国的东西丢掉了，但是这个说法太绝对，似乎所有的外来观念都不能被用来解释中国文学了，这是不合理的。钱锺书主张“心同理同”，事实上，中西方文化包含着一些共同的观念，有时用西方的语言可以把中国的一些东西说得更精密，而且对照起来也便于找到同中之异，发现并确证各自的独特性。

　　近年来，一个重要学术取向是借力打力，借西方理论来重新发现中学。哲学界从中西宗教的比较互鉴来论证中国哲学的超越性特色，从现象学发现中国思想的日常性与生活性。语言学从现象性的进路发现汉字与中国思维。文论界从政治哲学重新发现文以载道的正义论与公共性，从物质研究重新发现清物、长物、博物的审美性，从生态学重新认识唐诗自然哲学的返魅功能等，都取得一定成绩。可见，西方的学术方法与中国性不是相互排斥对立的。

　　第三，关注古今汇通。打破破字当头的局面，推崇建设性。文论的中国性不应仅是学术话语的自我建构，更要能够回应当代中国的文化实践。我们需要从当代中国的语言生活、哲学思考、历史叙述和艺术创造中提取真问题，古今相接，文脉相续，活古化今，让文论研究成为滋养文化创新的源泉。当下，一个需要注意的现象是——不能为研究而研究，为文献而文献，应增强问题意识。譬如，为什么心灵性是中国哲学与中国诗学共通的核心价值？心学与诗学的真正打通如何实现？建立中国文化心灵诗学的途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一套言说中国性的自主知识体系？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的关系是什么？中国文论与中国诗学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根源性表达，才能参与当代文学与思想的创造？这些问题都需要得到关注并进一步回应。

　　质而言之，我们今日的探讨不仅关乎学术方向，更关乎文明对话的未来。如何让中国文论既扎根传统又面向现代，既具有民族特色又蕴含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