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英国工人阶级内部的结构性变化作为英国社会结构重组的重要表现，不仅推动社会思潮的演变，也为20世纪50—70年代激进主义社会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其所形成的新社会思潮持续冲击并深刻影响了历史学界的研究视野、理论框架与方法论取向。在此背景下，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积极追溯历史上的大众激进传统，在强调阶级形成与文化抵抗的同时，致力于挖掘平民行动者的能动性与反抗传统，重建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为理解当代社会危机和探索变革路径提供了深厚的历史资源与思想参照。

　　历史语境与思想渊源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关于大众激进传统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既是史学方法论的重大转型，也是对社会现实变革的学术回应。这一路径的形成，深植于战后英国的社会变迁、思想争鸣与史学内在发展的多重语境之中。

　　二战后，英国社会经历快速转型，促使群体与个人通过回溯历史来确立身份认同，这一趋势推动历史学者深入考察家庭、职业、阶级和族群等社会单元的历史构成。随着战后社会运动的主体与形式日趋多元，社会学理论——特别是关于社会结构、集体行动与文化再生产的讨论——被引入史学领域，促使研究者更多关注群体认同的形成机制与社会变迁的内在动力，从而拓宽了研究议题与方法视野。在这一背景下，以爱德华·汤普森和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逐渐发展出一种具有明确批判意识和底层关怀的激进社会史路径。

　　从学术渊源看，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承继了早期共产主义传统中的平民主义立场，聚焦于民众的态度、信仰与集体行动，尤其关注农民起义、卢德运动等早期或过渡形态的民众抗争。他们强调从文化与实践层面重拾被压迫群体的历史经验，在突破传统政治史局限的同时，吸收并转化社会学与年鉴学派的理论方法，力图推动历史学走向对社会结构与文化实践的整体分析，这为后来的劳工史、性别史与文化史等研究奠定了基础。与此前英国主流史学长期聚焦国家制度与精英政治相比，二战后的社会与思想变迁促使他们逐步将视野扩展至社会经济过程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实现了从“高政治”向“亚文化”的研究转向。

　　尤为重要的是，该研究取向的兴起与当时围绕“英国性”与革命传统的史学争论直接相关。20世纪50—60年代，以佩里·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指出，19世纪后改良主义在英国的流行，抑制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因此英国工人阶级缺乏真正的革命性。这一论断遭到克里斯托弗·希尔和爱德华·汤普森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反对。他们强调英国历史上存在强大而持续的大众激进传统，只不过被改良主义叙事所遮蔽。正是在这一争论的推动下，希尔与汤普森等人开始系统挖掘英国历史中的大众激进传统——从早期工人抗争到宪章运动的实践，从平民激进思想的萌发到集体行动的轨迹——以实证研究回应“英国无革命性”的质疑，从而奠定了大众激进传统研究的基础。

　　理论内涵与范式特点

　　英国大众激进传统研究是二战后新社会史的重要分支，既共享其对底层与日常生活的关注，又因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与介入意识而独具特色。该路径拓展了历史书写的主体与范畴，并以批判性重塑了对权力结构与历史动力的理解。在理论方法上，英国的激进社会史表现出以下几项核心范式特征。

　　一是聚焦社会不平等与边缘群体，致力于以底层视角重写历史，揭示被主流叙事遮蔽的抗争形态与民众主体性。例如，汤普森强调工人阶级在工业革命中通过政治与文化实践完成了阶级理论的“形成”；霍布斯鲍姆则拓展了“前政治”反抗（如盗匪、千禧年运动）的研究范畴，论证其作为底层抗争的重要意义。

　　二是反对经济决定论，注重群体意识、集体行动与社会结构的互动机制，挖掘体制外政治实践与文化符号，并关注社区、家庭与情感等微观社会基础。例如，多萝西·汤普森有关宪章运动的研究，揭示了工人阶级如何借助布道、歌曲等形式构建集体认同；雷蒙德·查利诺对兰开夏郡矿工的考察，则展现了底层自组织与阶级立场塑造之间的关联。

　　三是关注激进思想的传播与接受机制，尤其注重观念嵌入日常生活的途径及其对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对此，克里斯托弗·希尔对英国革命中“掘地派”和“平等派”的分析，阐明了清教思想如何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奠基并嵌入大众日常生活；乔治·鲁德则通过前工业化抗议研究，打破了“暴民”传统叙事，揭示抗议者的社会构成与跨地域共性。

　　四是批判性分析权力关系的维系与运作方式，揭露法律、制度和文化等上层建筑与阶级权力、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如何成为支配和反抗的场域。在这一方面，格里夫斯通过歌曲材料呈现英国与爱尔兰间的殖民与抵抗历程；萨维尔则细致分析了国家在宪章运动中所采用的监视、司法与意识形态控制手段。

　　五是具有明确的政治介入意识与理论反思性。该学派秉持社会主义立场，其研究不仅旨在还原历史，更试图为左翼运动提供理论与历史资源。尽管有学者质疑其“过度政治化”的倾向，但正是这种价值立场使其与实证史学有所区别，彰显了历史学的公共性与批判潜能。

　　跨域扩展与当代价值

　　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关于大众激进传统的研究作为20世纪史学革新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批判传统史学范式、关注边缘群体、揭示权力结构为核心，长期聚焦于“抵抗—权力”的互动机制，其理论与方法不仅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回响，更在不同语境中经历了创造性的在地转化与批判性接纳。

　　在西方学术界，相关研究呈现双向深化：一方面，学者对汤普森所代表的阶级理论进行反思，在突破单一激进叙事，强调历史上激进与保守力量复杂互动的同时，着力推动地方档案与民间文书的重审，将相关研究拓展至文化、性别和地域等维度；另一方面，霍布斯鲍姆的“社会反抗”理论在拉丁美洲与非洲的研究被用于分析农民与土著社区的“前政治”抵抗，揭示这些形式作为现代政治认同源泉的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该范式深刻影响了全球南方学者的历史书写，为后殖民社会身份政治研究（如庶民研究与非洲中心主义史学）提供关键分析工具，助力其挑战欧洲中心主义知识霸权。非洲学者借此关注殖民体系中劳工的文化实践与非正式抵抗，拉美学术界则整合阶级文化、道德经济与跨国资本主义批判，凸显经济与文化诉求在抗争中的共生关系。

　　当前，该领域更多应用多元交叉视角：在方法上，融汇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及文化研究，将种族、性别、殖民性与宗教等范畴纳入分析；在研究主题上，从制度斗争延伸至文化实践、记忆建构与情感维度；在视野上，注重跨国比较与全球关联。通过揭示被遮蔽群体的历史能动性与“自然秩序”的权力本质，激进社会史不仅推动了史学方法革新，亦为当代应对不平等、生态危机等议题提供了批判性思想资源。

　　在学术与政治的双重意义上，激进社会史不仅重构了历史书写的主体与内容，更深刻介入对结构性权力的批判与社会正义的追求。它致力于复原被遮蔽的行动主体（工人、女性、殖民地大众、少数族裔）的历史在场性与能动性，揭示所谓“自然秩序”的社会建构与权力本质。该范式推动了史学方法论的自我革新，倡导利用非传统史料、开展微观叙事与全球视野整合，实现对压迫机制的更深刻解读，表明历史可为当代抗争提供合法性资源与认同依据。在全球化矛盾深化、不平等加剧与生态危机迫近的当下，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关于大众激进传统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仍为理解过去、审视当下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思想资源与话语路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二战后全球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文献的整理与研究”（22&ZD25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