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互鉴指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借鉴、学习与融合。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西医结合、中外教育相融、中外文化交汇、中外出版流通构成文明互鉴的主线，认清这点有利于看清文化的交互影响。举例而言，有人一直误以为医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发展自始至终以西医为主导，但早在1820年英国人马礼逊和李文斯顿合开的诊所就聘请了中医大夫及中草药专家，兼用中药治病，该诊所收藏中国各类传统医学典籍达800多卷。有些疾病中医治疗有效而西医欠缺应对方案，了解这些基本史实也就更有了文化自信的底气。

　　索隐派对儒经的吸收与借鉴 

　　在各种文明互鉴的案例中，最直指人心的还是表达哲思理念的经典，早在1581年意大利人罗明坚就开始用拉丁文选译《大学》与《孟子》，随后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来华，与儒经的互动愈加频繁，他们有时是在用儒家文化诠释乃至书写他们自己的文化，力求证明中西文化的一致性。1582年，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华，他习汉语、着儒服、行儒礼、读儒经。他研读“四书”与“六经”的目的是用中国概念去诠释天主教的伦理。他最有影响的作品是《天主实义》，书中引用《孟子》23次、《论语》13次、《中庸》7次、《大学》3次。他总是用中国元素来诠释西方伦理，比如，他以“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周易·乾卦·文言》）所言之“仁”来阐释何为大爱。此部著作中中国元素之多，让读者如同置身中国语境。

　　早期欧洲人在翻译儒经时常带着类似动机。意大利人殷铎泽与葡萄牙人郭纳爵所译的《大学》《中庸》与《论语》译本被比利时人柏应理编入《中国贤哲孔子》中，1687年在巴黎出版。在译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来华西方人一直在比对儒教与基督教，尝试开启儒耶对话，比如《大学》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其拉丁文译文的大意是：“圣贤做学，旨在萃取天赐的理性，使之如明镜。只有清除蒙尘，才能还其清澈。圣贤做学还在于造就人，当然，这要靠伟人们以身作则、言行一致、循循善诱。”此译文显然融入了译者的看法，目的在于证明来自“天理”的儒家道德与天主教教理的一致性。

　　用基督教文化来诠释儒家经典的典故或情节成了17世纪西方汉学家一种风气，由此形成了索隐派，意在探求深层含义，这对18、19世纪的汉学家仍有或多或少的影响。比如，意大利汉学家卫匡国认为《春秋》“西狩获麟”就是预言基督这只羔羊要牺牲的事。西班牙人利安当诠释“四书”的时候与基督教作了大量比对。他在阐释《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时，把商汤王刻在洗澡盆上的箴言与基督教的洗礼联系了起来，把《大学》的“在亲民”与《圣经》“爱人如己”联系起来，他又说《论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十诫》《七克》《十四哀矜》均有记载。

　　欧洲社会对儒经文化的吸收与借鉴

　　儒经在早期汉学家中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圈子之外，读过儒经的欧洲名人名流身上也有儒经影响的痕迹。英国法学家、语言学家威廉·琼斯爵士年少时读过柏应理的《中国贤哲孔子》等书，写文章也引用了《大学》的文句，比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他十分推崇儒家的教育观。同样受《中国贤哲孔子》影响的还有英国政治家、散文家坦普尔爵士，他欣赏儒家“为政在人”之说，引《中庸》文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他赞赏孔子爱民、爱国、爱人类，称赞儒家经典“是自治、治家、治国之道，尤其是治国之道”。18世纪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休谟接触过儒家经典，称“孔夫子”为中国的导师。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亚当·斯密在其撰写的《国富论》（1776）中大量引用了关于中国的资料和文献，得益于儒经思想。英国作家尤斯塔斯·巴尔说过：“中国在政治学方面超过所有其他国家，而对于伟大的孔子所收集、整理和评论过的那些政治原理，怎么予以赞扬也是不为过的。”

　　法国哲学家培尔推崇儒家的宽容精神。伏尔泰欣赏孔子的仁爱精神，他是法国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泰斗”。法国重农学派魁奈推行孔学的重农主张，在大批的欧洲名流眼中，儒学是某种精神力量与灵感的来源，在孔子学说中找到了理性主义的盟军。

　　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崇尚儒家的伦理，他与其他大思想家传播的儒家思想引起了欧洲人广泛的关注。德国大文豪歌德有“魏玛的孔夫子”之称。他的父辈受过“中国热”的影响；他在中学曾经读过拉丁文版的《四书》，学过汉字；他的日记记录了他读过马若瑟的《诗经》译文并赞叹不已。他的一些作品中有中国文化的影子，他特别欣赏儒家“中庸”和“节制”的思想。德国哲学家沃尔夫是莱布尼茨的学生，读过卫方济编译的《中国六经》，对中国充满热情，他在大学用德语讲授儒家思想，但后因触碰敏感问题而被指控，并被逐出德国哈雷·维藤贝格马丁·路德大学，险些上绞架，因此被称为“孔子的殉道者”。在乔治国王统治下的英国举行过关于中国的讨论，中国被视为一种理想国。在当时的欧洲，有关中国的知识已成为文化界的常识。18世纪法国思想家、经济学家撰写的作品中，中国的名字是高频词，引起诸多的赞誉。从1680—1715年间，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明与中国的儒家思想相融合，进而形成启蒙思想。

　　欧洲的“中国热”绕不开早期欧洲汉学家的索隐思想，尽管后期多有质疑批判索隐派，但索隐的影响是久远的。美国人麦利和1855年来福州，1861年在纽约出版《生活在中国人中间》，书中也有大量类似的表述，说明索隐的影响力。比如，在他眼中，中国文化中“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就是“创世纪”；中国早期的历史记载中提到的洪水治理与诺亚方舟时代有关；中国人讲的“天条”就是摩西十诫的另一种表述；皇帝登基时会诏令臣民在第七日来朝拜，中国人以七日为疾病发展变化周期，中国人在人死后的第七日超度亡灵，所有这些“七”的概念都与安息日有关。

　　从历史上看，索隐派触及了中西文化的内核，相当程度上使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在近现代史上产生了深度的互鉴，有助于中西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启发，跨文化的对话与合作推动了各自文化体系的多元化发展，有利于儒家文化在世界文明的会通中提升。

　　西方文学对儒经文化的吸收和借鉴

　　儒经西行四百年，蓦然回首，已然撒下了文明持续互鉴的种子。就群经之首《易经》而言，西方20世纪以来已经产生了文学易流派，这个流派的小说与《易经》有极强的互文性，与《易经》元素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鲜为人知的是这些西方作者用易卦谋篇布局，用卦名作为章节的题目，典型的有美国作家海因茨·仁秀·芬克尔的《颅骨水》（2023），墨西哥小说家萨尔瓦多·埃利松多的《法拉贝夫》（1984），此外还有阿根廷作家奥斯卡·里格里奥里的《十翼：〈易经〉与犯罪》、巴西作家卡约·费尔南多·阿布鲁的短篇小说集《黑山羊》等。有的作者除了在书中频繁描述卜卦的情景，还直接通过卜卦来决定情节的发展，比如美国的菲利普·迪克《高堡奇人》中出现十二次占卜。卦象则产生了大量象征、隐喻和摹仿，比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的作品《玻璃球游戏》饱含对人生的思考，基于《易经》阴阳平衡、动静互易等智慧，演绎了与《易经》的互文式书写，通过在作品中引入《易经》思想和象征与《易经》展开对话。

　　儒经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忠诚”“正义”与“道义”在当代武侠文学中得以承载。武侠文学已经不仅仅是娱乐作品，而且体现了中国人对于理想人格的崇敬与对社会规则的反思，这种哲思与奇幻武功的交融构成武侠小说的存在。20世纪下半叶金庸的武侠小说经由翻译在国际上得到认可，其涵盖的中国历史、哲学、文化等元素吸引了西方读者。近年风靡世界的是中国网络武侠小说，调查显示这是当下外国人最迷恋的中国元素之一，Wuxiaworld网站读者已经遍布全球，类似的还有小说翻译论坛spcnet和wuxiapedia。粉丝守候在论坛，看到新的武侠小说就翻译成他们的语言，看得不亦乐乎，现在已经有外籍作者在仿写并出版这些走进西方的武侠小说了。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福建师范大学翻译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