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新典范，广义来说，涉及全套的信仰、价值和技术方面的改变；狭义来说，则是研究成果起到示范作用，开启了新的治学门径，并留下诸多有待解决的新问题。郭沫若对革命文学的提倡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可以说开创了中国革命文化与文学的新典范。

　　对于革命文学的开创性，郭沫若有一定的自觉。1930年，他的《文学革命之回顾》一文对文学革命作了历史性回顾。这是一篇甚少被关注的文章。这篇文章为新文学的发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模型。胡适提倡新文学，主要是从口语与书面语的分离着眼，是就文学谈文学。郭沫若则不同，他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谈文学：“我们眼目中的所谓文学革命，是中国社会由封建制度改变为近代资本制度的一种表征。社会的经济制度是一切社会组织及一切观念体系的基础。基础一动摇，则基础上面的各种建筑便随之而崩溃。”他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来谈文学的变革，将文学、文化与社会等视为相关联的结构，认为文学的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反映。回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历史语境，这个解释无疑是突破性的，不仅为文学革命提供了新的解释论，也提供了新的认识论。

　　在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下，文学属于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那么，文学革命的意义，从文言到白话的形式转变就成为次要问题，意识革命才是首要的。因为，在中国走出封建社会的过程中，梁启超、严复、林琴南等得风气之先者，在思想与文学领域已着先鞭，胡适其实是循着他们的路在前行。革命文学虽然形式上延续了白话文运动，属于新文学的继续展开，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却与早期新文化运动有着本质的差异，反映了郭沫若对革命文学与文学革命关系的独特解释。

　　郭沫若是中国革命文学的早期探索者。从1926年的《文艺家的觉悟》《革命与文学》到后来的《英雄树》《桌子的跳舞》《留声机器的回音——文艺青年应取的态度的考察》等，他对文学与革命的关系、革命文学的性质、革命作家的立场等，都作了有益的探索。比如，现代小说的创作主体是由启蒙运动奠定的个人主体，文学是独创的形式，是个性的体现。郭沫若则提出，革命文学要表现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革命作家获得无产阶级意识的方式之一就是当无产阶级的留声机。革命文学的目的不再是创造文化消费品，而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方式，是新社会的生产者。在北伐受挫之后，他还从创作的角度为革命文学赋予肉身。《一只手——献给新时代的小朋友们》（以下简称《一只手》）是他的第一篇革命小说，也是我国现代革命文学的重要文献。这篇小说带着革命文学初创期的稚嫩、粗疏，同样也充满了活力和潜力。它的粗疏不是因为郭沫若不会写现代小说，而是他有意识地违背现代小说的成熟形式，探索革命小说的独特形式。

　　一是小说可以作为社会分析的形式。《一只手》不仅直接对上海社会进行分析，还从人物小普罗的角度具体反映工人的生活，揭露资产者对工人的剥削，呈现劳资的矛盾关系等。用小说呈现社会的内在结构，西方已有左拉的自然主义小说，但郭沫若拒绝了自然主义的生物学、遗传学视野，而是从经济基础切入，并且不是冷峻的记录，而是充满对平民社会的关切，对无产者的同情。该小说的社会分析是带着批判性的，并提出了社会矛盾的解决方法。以社会分析的理论对社会各阶层状况及各阶层的关系进行分析，是革命小说的重要特征，茅盾的《子夜》是这种小说的集大成者。

　　二是以理论为小说。《一只手》充斥着大量的革命理论，除了社会分析理论，还有关于工人阶级性质与历史使命的定位，关于革命之后如何建立新政权的构想等。刊于《创造月刊》的小说初版本，第三部分几乎都是革命理论的演绎，这种创作方法虽与以虚构为本质的现代小说理论有较大的距离。但是，革命小说要确立其历史地位就不得不与近代的小说形式决裂，无论是形式还是功能都将对近代小说构成挑战。如小说的目的不是创作艺术消费品，而是参与意识形态斗争，推进现实革命的发展。可以说，革命小说一开始越是不像小说，看起来越是裂冠毁裳，就越是挣脱了资本主义文化所形塑的现代小说规范。

　　三是小说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是整体同构而不是分裂的。郭沫若早期的小说带有强烈的自叙传和心理分析等色彩，都是西方小说较为时新的形式。他转向革命之后，小说反而呈现出强烈的素材性，也就是未完成性。《一只手》中的理论之所以能被轻易辨识出来，在于理论并未被充分情节化，革命现实未被充分距离化、陌生化，虚构与现实之间的边界不清晰，小说因此呈现为一种混杂的状态。西方近代小说强调小说的虚构性，看重小说世界的自足性，但这也导致小说与现实的分裂，卢卡契就提出小说是市民时代的史诗，只有荷马时代才有真正的史诗，现代的心灵与形式已无法弥合，它想象性地去接近总体，实际上只是个人的呢喃。中国现代革命小说不仅挑战了近代小说的本质性规定，而且要重新弥合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裂隙。大革命失败之后，郭沫若想通过意识形态斗争继续革命，遂重新开始文学创作，《一只手》因此而生。小说所写的内容不是关于个人心理世界的涂绘，不是强调个性，而是反映乃至引导和重塑时代精神。小说的叙事者不仅发挥着叙述功能，也具有社会功能，是类似教师、演讲者或说书人的角色，在向读者普及革命常识，小说世界与生活世界是双向开放的。因此，革命的心灵与小说的形式是一体的，革命的意图与小说的意图一致，美学形式与时代内容是同构的。不过，如此分析《一只手》并不是说它多么经典，而是说它以粗糙而幼稚的形式开启了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仅指向新文学的自我更新，也指向社会发展的新图景。   

　　（作者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