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园林历史悠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千百年来，人们将其视为居所、视为景观。如苏州的拙政园、承德的避暑山庄、苏州的狮子林、扬州的个园、无锡的寄畅园等，无一不是集自然山水之灵气与人文匠心之巧思于一体的典范。然而，随着西方生态批评的兴起，人们对中国古典园林的质疑开始出现：中国园林是生态的还是反生态的？是天人合一的典范还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代表？初学生态批评的人很容易陷入这样的困惑，因为生态批评的核心主张就是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人们很容易用这个标准去衡量与自然相关的人类活动。

　　人类中心主义的困惑

　　所谓人类中心主义，简言之，就是把人类视为宇宙的中心，认为自然界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类而存在，自然只是实现人的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在这一观念影响下，人们对事物的价值判断均从人类的利益出发，对人有利的就是好的、值得做且应该做的；对人不利的就是不好的、不值得做且没必要做的。在环境人文学者和生态批评家看来，人类中心主义是造成今天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因为在追求人类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地球上非人类存在体的权益和生命却被忽视、被践踏，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也因此失衡。

　　显然，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是合理且必要的。但在一些简单化、极端化的讨论中，经常会把人的利益考量等同于人类中心主义，进而形成谈“人”色变的现象。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在表达人的思想情感或价值观念时借助了自然之物，就会被扣上“人类中心主义”的帽子。在这样的认知下，中国文学史上的很多优秀作品都有人类中心主义之嫌，因为寓情于景、借景抒怀、托物言志等手法一直是我们的文学传统。那么，这种把人的思想情感投射到自然景物上的做法算不算对自然的操弄与利用？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和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是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这些诗句似乎忽略了自然物的主体性，而将它们进行拟人化处理。延伸至中国古典园林，其中的叠山、理水、筑台、借景，无一不是对自然的人工处理，而且建造目的皆围绕人的需求，这算不算反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呢？

　　当然不是。我们之所以会产生困惑是因为选错了评判标准。西方的生态批评理论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延续了西方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用这样的模式来评判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文化现象是不恰当的。中华文明在中华大地上绵延五千多年，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早已与这一方天地血脉相连，休戚与共，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天人关系，绝非西方观念中的那种非此即彼、物我两分的二元对立关系。在中国的文化观念中，自然是人化的自然、诗化的自然、物我一体的自然。如果不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古代文人无法写出那么多脍炙人口的自然诗篇。因此，认识中国古典园林的生态意蕴，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生态观，预设人与自然的对立两分。我们要做的是发现中国古典园林所体现的生命共同体意识，发掘人与自然永续共存的奥秘。

　　中国古典园林的生态属性

　　中国古典园林集建筑、绘画、书法、文学、雕刻与自然之美于一身，兼具人文性和自然性，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其中蕴含的生态智慧丰富而深厚。于人而言，中国古典园林体现了鲜明的宜居性，既能使人获得舒适的生活环境，又能满足修身养性的精神需求。于自然而言，中国古典园林是自成一体的小生境，形成独特的生态系统，能够支持物种多样性的存续。于建筑设计而言，中国古典园林因循自然条件，节约能源、低碳环保。于审美体验而言，中国古典园林给人以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动觉等多感官审美感受，富含情趣和意蕴，是典型的“身心境”一体交融的审美环境。

　　宜居性。建造园林的目的是为人服务，因此，功能性是中国园林的重要特征。但与西方园林不同，中国古典园林不仅强调观赏性，更十分强调宜居性。如果说西方园林的特征是“如画旁观”，那么中国园林的特征则是“入画居游”，它更加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彼此交融。中国园林的宜居性不仅体现在物理环境的舒适，而且表现为对人的精神和心灵需求的满足。一方面，园中山水植物的设计赏心悦目，使人有闹中取静之感；另一方面，园中植物的选择，如梅、兰、竹、菊、莲等均有寓意，体现了古代文人的精神追求。儒家主张的“仁者乐山，知者乐水”，强调山水自然对人的道德修养的塑造，在古典园林的叠山理水之间，人格修为能够得到涵养。可以说，中国古典园林为文人提供的不是简单的休闲养生的物理空间，而是可同时满足“身”“心”需求的“家”与“园”的结合，是真正的生态宜居空间。

　　自然性。中国古典园林的最高境界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也就是说，虽然园林是人工修造而成，但它给人的感觉仿佛自然天成。自然性是中国古典园林的一大特点，其中也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自然性的含义之一，是在造园时保持自然物的原貌，不进行过度的斧凿粉饰。所以，我们看到的中国园林不像欧洲园林那样多呈几何图形、规整对称，而是“随形而弯，依势而曲”，尽量保留植物、山石、水塘等的原生态。这也是为什么明清时期一些欧洲传教士初见中国园林都会诧异于中国园林的“野性”“无序”和“不规则”。这种“野性”“无序”和“不规则”其实是遵循天人合一之道，师法自然而为之，在“不囿章法”的形式之下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律动。这不仅节约了造园成本，也不会对自然地貌造成破坏，是非常环保的建筑理念。自然性的另一含义是自然而然。正如刘小枫对“道法自然”的解读，这里的“自然”不是名词，而是动词，是“自己如尔”之意，这是道家思想的最高境界，即无为而治、不加干预、自然而然。中国园林中的自然状态，使居于其中犹如回归自然，达到身心放松、陶情适性的效果，这也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意境，实现了造园者“以境启心，因境成景”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园林体现的既是自然的人化，也是人的自然化。

　　生态性。中国古典园林蕴含着令人惊叹的生态智慧，即使从现代生态学的角度看，中国古典园林的生态性也毫不逊色。从园林的相地择址和布局结构、山体及水系管理、动植物选择、建筑设计、微气候调节等方面来看，中国古典园林都反映着中国古人的生态整体观。明代计成《园冶》中除了“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核心思想之外，还强调“巧于因借，精在体宜”“相地合宜，构园得体”“随曲合方，当要节用”等造园手法，突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原则，由此可以节约大量人力物力和自然资源。同时，还能充分发挥各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实现园林的生态适应性。此外，中国园林中的植物配置多为乔、灌、草、苔相结合，形成多层次植被景观，既达到错落有致、疏密合宜的审美效果，又保持了生物多样性，有助于充分利用光照、防止水土流失，还能为园中建筑提供遮蔽，供人纳凉，从而达到宜居效果。各类植物同时与池塘、假山、溪流相呼应，形成微循环的生态系统，既保持了园林的湿度和温度，又能为多种鸟类、鱼类、昆虫提供栖息地，而这些动物的粪便又为植物生长提供养料，形成良性的生态循环，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中国古典园林中蕴含的生态智慧仅是中国古代生态思想汪洋中的一朵浪花。中华文明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基因，其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积淀深厚。从古代“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仁民爱物”“万物齐一”的文化理念，到现代的“两山”理念、“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双碳”目标，生态思想一脉相承，为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作为文学研究者，我们不应对西方生态批评理论盲目追捧，而是要对中国本土的生态思想进行挖掘整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理论体系，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服务于当代社会，助力解决全球生态危机。这既是中国生态学者的使命，也是世界的呼唤。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