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人口老龄化与慢性疾病负担加剧的双重背景下，如何有效应对老年人健康问题，已成为各国公共卫生体系面临的挑战。我国作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正面临着慢性病发病率持续攀升、医疗资源分配不均、防治体系不完善等压力。传统以医疗为中心的服务模式已难以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需求。在这一背景下，医务社会工作被寄予厚望，期待其能超越传统的辅助角色，在老年人慢性病防治中发挥关键性的整合与赋能作用，成为链接医疗机构与社区服务的重要桥梁，从而推动我国实现“健康老龄化”和“健康中国2030”的宏伟蓝图。同时，这也是推动我国医务社会工作走向科学化、规范化的内生动力。

　　然而，当前我国医务社会工作在慢性病防治领域的实践仍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服务碎片化、专业标准缺失、循证依据不足等问题。例如，“医社联动”项目中，医院社工为出院老人制定了康复计划，但转介至社区后，因双方缺乏统一的服务标准和信息共享平台，社区社工既不理解计划的初衷，也无法获取老人的后续情况，使得服务链在关键环节断裂。为弥补这一缺陷，循证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作为一种强调“基于最佳证据进行决策”的科学范式，似乎为医务社会工作提供了一条通往专业化、科学化的康庄大道。循证实践的核心理念主张专业人员的决策不应再依赖于个人经验、传统或直觉，而应立足于当前可得的最佳研究证据，对于提升服务的自觉性、减少盲目性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对于旨在介入老年人慢性病防治的医务社会工作而言，循证实践提供了一种清晰可见的路径：通过系统性地寻找、评价和应用科学证据，可以确保干预措施是“行之有效”的，从而避免资源的浪费和服务的盲目性。譬如，在面对“如何降低老年人跌倒风险”这一普遍问题时，循证实践指引社工超越简单的“口头提醒”，转而综合应用“进行居家环境安全评估”“组织太极平衡训练”等被研究普遍证实有效的干预措施包。为此，研究者构想了一个看似严谨的“循证实践逻辑模型”，试图将社会工作实践变成一个可控、可测、可复制的“科学流程”。尽管这一模型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但在落地过程中，可能面临如下张力。

　　第一，证据的全球性与实践的地方性之间的张力。循证实践强调要生产“全球证据图谱”，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本土化调适。然而，社会工作干预的高度情境敏感性决定了在A国有效的干预措施，在B国的文化、制度、社区网络中可能全然无效甚至产生反效果。调研发现，某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曾引入在北欧证实能有效提升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社区咖啡馆”项目，但本地老年人更倾向于在街心公园、麻将馆等免费场所进行自然社交。所谓“最佳证据”往往产生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其普适性是一个值得质疑的假设。当我们将源于西方个体主义文化背景的“自我管理计划”套用于注重家庭本位、关系取向的中国老年人时，其效果存在显著的局限性。

　　第二，技术的复杂性与行动的紧迫性之间的张力。构建证据图谱、进行系统评价和证据分级，是一项耗时耗力、需要高度专业技能的学术工作。然而，社区中的医务社会工作者面对的是老年人迫切的健康需求和服务指标的压力。一位一线社工在访谈中坦言：“我每天要面对几十位老人的各种紧急问题，从没钱买药到家庭矛盾。上级要求干预方案要有证据支持，可我连安静地坐下来查一篇文献的时间都没有，最终只能凭经验和感觉先处理，这让我充满专业愧疚感。”要求一线实践者在繁重的工作之余，熟练完成这一整套复杂的技术操作，近乎一种“学术乌托邦”式的想象。这可能导致一种新的专业壁垒：只有少数具备研究能力的机构才能“循证”，而大多数一线工作者则因“技术不足”而被排除在“科学实践”的大门之外，反而加剧了实践与研究的脱节。这种情况使得研究成果往往难以直接应用于复杂的实践场景。此外，循证实践能力不足、跨学科协作机制不完善、政策支持力度不够等问题，也制约着模式的发展。

　　第三，程序的标准化与服务对象的异质性之间的张力。循证实践追求标准化流程，以期实现服务的一致性和可控性。但老年人群体内部存在着较大的异质性，他们不仅在疾病类型、严重程度上，更在经济状况、教育水平、家庭支持、价值观念等方面千差万别。例如，针对“糖尿病足部护理”这一标准教育内容，一位独居、视力模糊的低保老人连弯腰剪指甲都困难，而另一位与子女同住、经济宽裕的老人则能轻松购买并使用智能洗脚盆。同一份教育材料，无法回应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现实困境。因此，一种旨在追求“普遍有效性”的标准模式，很可能无法回应那些复杂个案的特殊需求。社会工作的精髓在于其“个别化”原则，即根据每个服务对象的独特情境量身定制服务方案。然而，过度强调标准化的“证据”，是否会侵蚀社会工作这一核心的人文关怀精神，使其蜕变为一种机械执行“有效技术”的流程，而丧失了对“人”的整体性理解与回应？我们必须警惕“技术理性”的过度扩张，即认为所有实践问题都可以通过更精细的方法、更复杂的模型、更庞大的证据库来彻底解决。将循证实践视为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圭臬，会使我们忽视那些难以被证据量化但至关重要的维度，如信任关系的建立、希望感的灌注、生命意义的探寻等。

　　基于此，对于老年人慢性病防治中的医务社会工作而言，更现实的路径或许不是在“经验主义”与“证据主义”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寻求一种创造性的平衡。我们既需要拥抱循证实践带来的科学精神，努力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证据体系；同时也必须尊重社会工作实践的复杂性与艺术性，为一线工作者的专业判断和实践智慧留有足够的空间。未来的模式探索，应更侧重于如何搭建一个连接研究与实践的“桥梁”，而非设计一张试图规定一切行动的“图纸”。真正的“最佳实践”，或许永远是那种能够巧妙地在科学证据与具体个人的独特需求之间进行协商与调适的智慧。

　　总之，医务社会工作介入老年人慢性病防治的循证实践模式构建需要长期努力和持续创新。通过将循证实践理念与社会工作专业价值有机结合，有望推动慢性病防治服务向更加科学化、人性化的方向发展。一个成功的尝试是重庆市松山医院探索建立的“社区慢性病管理智慧平台”，社工会将服务中遇到的共性难题（如“如何提升独居老人用药依从性”）提交至平台，由高校研究团队快速检索和合成全球证据，并将其转化为图文并茂的“实操要点”和“沟通话术”反馈给一线，初步形成了“实践提问—研究应答”的良性循环。这不仅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将为完善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作出积极贡献。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学术界、实务界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努力，形成推动专业发展的合力，为实现健康老龄化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社会工作介入慢病防治的全球证据图谱与循证模式研究”（24BSH16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法学与社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