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联合国正式成立，向世界宣示了捍卫和平与正义的有力声音。80年后，作为全球治理的“希望之光”，联合国始终以不变的初心，致力于人类共同进步的崇高事业。走过80年的不平凡历程，在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国际形势纷繁复杂的今天，《联合国宪章》理念仍熠熠生辉，未曾过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挑战、治理赤字困扰全球发展的当下，联合国在汇聚各国共同心声、应对全球性危机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0月28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国日报社共同主办的“全球战略对话（2025）——联合国成立80周年与全球治理新格局”论坛上，多国学者围绕联合国作用及其改革、国际秩序演变与全球治理体系、中国角色之于世界共同发展的意义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在全球治理体系面临规则失衡、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脱钩断链”冷战思维仍存在的今天，联合国改革势在必行。而中国以实际行动，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和平与稳定的力量。

　　联合国成立：二战后的时代产物

　　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作出成立联合国的重要决定，一个重大的国际对话与合作平台正式缔造。联合国成为80年来最为重要的国际组织。如今，联合国已拥有193个成员国，被认为是最具普遍性和权威性的国际组织。

　　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董云裳（Susan Thornton）用颇富情感的话语，表达了她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理解。她认为，不可否认的是，相较于此前日渐瓦解的秩序，战后国际秩序更为稳定，也带来了诸多益处。

　　自联合国成立以来，人类在汲取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后，决心做出改变。过去80年，人们见证了各国通过联合国讨论共同问题、寻求共同福祉的岁月。对此，董云裳认为：“战后秩序的另一特征是大国愿意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为全球公共产品作出贡献。”

　　相比其他国际机构，联合国能够反映大部分国家的想法和诉求，因而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代表性。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部主任、气候变化经济学实验室主任伊戈尔·马卡洛夫（Igor Makarov）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整个国际体系正在经历根本性转变，这是二战以来最为深刻的变革。

　　“联合国的成立是一项卓越的举措。联合国也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全球需要一个囊括所有国家的机构，保障国家无论大小都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欧盟亚洲中心主席、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埃里克·索尔海姆（Erik Solheim）如此感叹道。

　　从单极秩序向“多极世界”的转变

　　时至今日，80年后的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球治理体系正在经历深刻变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蓬勃姿态崛起。“联合国成立的时代与当下截然不同。”谈及现行国际秩序，索尔海姆这样描述。

　　“战后国际秩序正在经历重大考验和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廖凡表示，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深刻改变着南北力量对比，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全面重塑人类社会，气候变化面临“不可逆”的前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大国之间对于如何看待现有国际秩序、如何塑造未来国际秩序，却产生了显著分歧，一些大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维护现行国际秩序的意愿在持续下降。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全球化”做法，就是明显的例证。

　　法国亚洲中心名誉主席迪蒙柳认为，曾被视为抑制通胀良方的熊彼特模式以全球“创造性破坏”著称，如今暴露出脆弱性——新冠疫情危机已印证这一点。但由于价值链短期内仍盘根错节，多数领域根本无法实现完全“去风险化”。数字标准正在制造“数字鸿沟”，可能导致大量人口丧失自由获取知识的权利。气候风险需要共同承担，应对措施却远未实现协同。

　　迪蒙柳认为，联合国创立时便致力于通过多边规则实现有效全球治理。2025年9月，第80届联合国大会圆满召开，取得的成果超出预期，但也以脆弱的妥协为代价。他进一步表示，全球价值观与利益诉求存在巨大差异。

　　谈及国际秩序现状，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云山领军学者、丹麦奥尔堡大学客座教授李形认为，21世纪正经历着从单极秩序向“多极秩序”的转变。在这一不断变化的格局中，多个权力和治理中心并存；政治和经济安排日益以议题为基础，并日益区域化；合作与竞争将更多地受到跨秩序互动而非传统的国家间关系的影响。

　　董云裳从时间维度入手，深刻剖析了国际秩序的演变史。她表示，随着苏联解体与冷战结束，单极国际秩序形成，全球贸易网络不断扩张，美国与其他国家一道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如今，为那些惠及跨境群体的产品承担成本的意愿已大幅减弱，这类产品包括公共卫生、粮食援助、难民救助、全球公域安全维护、环境保护、维和任务等。

　　“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如今注定要构建一种新秩序。”董云裳提出，过去80年间，大量人口摆脱了战后动荡与贫困，但各国未能围绕保留或改革其根基、运作机制的必要性形成共识。变革的动力一方面来自对更高平等性与公平性的诉求，另一方面来自对这些诉求可能引发的未来风险的担忧。尽管这一时期有可能催生出一种新的国际秩序，但在零和博弈式的争夺中，旧秩序带来的成果很容易付诸东流。

　　让经济全球化真正实现“普惠”和“包容”

　　破局之道，在于围绕国际秩序达成新共识。平等有序的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成为论坛现场聚焦的重要主题。对此，廖凡认为，世界多极化是加速发展的总体趋势，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在廖凡看来，当今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具备单独为世界确定规则并支撑国际制度有效运行的能力，国际社会的多元态势也不接受单个国家主导国际事务的合法性，多极化是客观存在并且加速发展的总体趋势。与此同时，尽管面临种种阻碍和挑战，长期来看，经济全球化仍然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走向多极化的世界里如何兼顾和平衡各方利益与诉求，让经济全球化真正实现“普惠”和“包容”。

　　“出路何在？”马卡洛夫发问道。他认为，出路在于制度演进。新机构与新规则将逐渐萌发。例如，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正在以更灵活的机制、更公平的投票权与轮值制度、更贴近当代发展需求、更开放面对金融创新的姿态存在。今年，在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期间，巴西首次尝试制定全球人工智能监管原则。世界正接近2030年这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收官节点，这既是重要时限也是变革契机。

　　马卡洛夫剖析了现行国际经济机构面临的危机。他认为，旧条件下形成的国际经济秩序已无法适应新现实，而可行的替代方案尚未出现。这些机构与现实严重脱节：经济上，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不及美国的1/3；地理上，世界经济重心20多年前已从大西洋移向欧亚，但关键机构总部仍坐落于纽约与日内瓦；职责上，布雷顿森林体系本为维护二战后宏观经济稳定与重建而设，如今却需引导资金流向全球南方以实现公平、包容的绿色发展。改革呼声已持续数十年，例如，G20连续四届主席国均将机构改革列为首要议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梳理了全球经济体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在他看来，经济全球化并不总是同参与全球化的各国家利益或不同国家内部的不同阶层的利益完全一致。今天，美国政府推行的逆全球化政策，同以推进贸易自由化为宗旨的全球贸易体系发生根本冲突。美国滥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有意瘫痪WTO的正常运作，肆无忌惮地发起对他国的关税战。各种自由贸易区、区域贸易协定、关税同盟并存，可能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全球贸易体系的发展趋势。

　　务实推进联合国改革议程

　　在全球治理面临种种弊端的今天，探索“良药”是应对之策。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给出了答案——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现行全球治理体系虽然为过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也存在很多需要改革和完善的地方。”廖凡提出，突出的一点就是不少方面已经同当前世界的现实情况不相适应。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需要各国特别是代表性国家达成共识、形成合力，需要有理念的支撑、方向的指引。

　　论坛现场，中国倡议和中国理念获得了深度共鸣，掀起了讨论热潮。多位专家表示，近年来，中国相继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以具体务实行动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尤其是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恰逢其时，与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

　　“全球治理倡议是中国提出的重要理念。我认为，这是一项伟大的计划、一份能获得各方认同的方案，无疑能得到整个全球南方国家的支持。该倡议蕴含的理念为构建更美好的未来奠定了深厚基础，在未来需要进一步落到实处，我对未来该倡议的具体实施充满期待。”索尔海姆说。

　　展望全球治理体系的未来，迪蒙柳深有感触：“在这个迷失方向的世界达成共识，需要耐心与包容。承认失败与弱点才是改进的基石，由此建立的平等对话机制才能让各方相互借鉴。全球经济行为体的对话机制亦应如此运作，方可取得成功。”

　　“1945年的联合国，已无法适配2025年的世界。但我们仍需要联合国，也需要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全球治理体系需反映21世纪格局，以规则和全球共识为基础。更好的教育、更长的寿命、更优质的医疗、更宜居的环境、更少的污染——这些才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渴望。”索尔海姆感慨道。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白乐 刘雨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