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游戏教育在技术革新的带动下呈现出显著变化。游戏的技术载体经历了从现实世界活动到虚拟世界设备的快速迭代,伴随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人工智能技术等的融入,游戏教育的发展开拓了极具想象空间的前景。学习科学的逐步崛起,使探究式学习、体验式学习、情境化学习等先进理念愈发深入人心,游戏教育改变并重塑了传统学习模式,持续深化人们对教育的认知与理解。游戏教育通过情境化的任务与即时反馈促使学习者“做中学”,形成对知识结构的主动建构;积分、徽章等强化机制则通过正向奖励,强化学习行为的重复出现,提升学习动机与行为持续性。
情境与规则是游戏教育中的关键要素。前者作为符号中介,是个体将在社会历史生活中获得的经验内化为自身行动依据的载体;后者蕴含着隐性的分类框架,通过教育实现文化再生产。儿童中心的教育理念强调学习者的兴趣与自主性,这使得游戏化设计能够尊重个体差异,提供多路径的学习选择,进而实现个体潜能的最大化。个体在游戏教育中实现社会化,通过系统的价值传递完成规则内化,从而维系社会秩序与团结。然而,部分教育实践对游戏内在激发学习兴趣的功能关注不足,仅通过游戏形式控制学生的学习活动,导致游戏教育流于表面,甚至降低学生学习的内在动机,这一问题在现代性发展、数字技术扩张的社会背景下急需反思。
游戏教育的现实困境与深层根源
游戏教育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技术主导的管理模式,这一模式反映了工具理性与效率逻辑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学习价值被简化为答题速度、正确率与成就等级,学生的多维认知能力被单一指标掩盖,个体发展差异被数据排名取代,丰富多元的教育实践与学习过程沦为追求效率的数字游戏,创造力与批判性思维等核心素养在算法评估中逐渐被边缘化,折射出工具理性扩张对教育领域的侵蚀。学生常将游戏化标签视为能力证明,而非对知识深层理解的表征,导致数字化评估遮蔽了学习的主体性。这种现象的深层根源,在于规则制定者与执行者之间的资源不对等。规则制定者掌控规则定义权与资源分配权,执行者主要承担规则适配功能,结构性失衡使得学生的反思能力弱化,批判思维被限制在限定范围内。工具理性设定的量化基准、主体实践形成的规则内化、符号系统赋予的正当性,共同将效率标准塑造成唯一尺度,学习目标被简化为可量化的产出,教育的本质价值面临严峻挑战。
学习主体性呈现衰减态势,自主反思能力让位于对虚拟成就的追逐,创新表达受限于标准化的路径依赖,以优化学习体验为初衷的游戏化设计,最终可能演变为限制学习主体发展的结构化情境,由此陷入现代性悖论,构成理性化进程中的教育困境。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根本目标,被异化为游戏环节中的数字与排名,教育的内在价值在技术理性的结构化运作中持续消解,即便在技术赋能的教育教学方式中,也包裹着新型规训与权力运作。数字技术催生的高度互联与即时反馈特性,使人类社会与机器系统深度交融,共同构成不可分割的复杂整体。数字社会的高速发展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推动网络普及率不断提高,个体接入数字网络的时空限制减少,获取信息的便捷性大幅提升。另一方面,数字社会中信息生产与传播的即时性、碎片化特征,导致海量信息持续涌入,信息环境日趋复杂,个体辨别有效信息的难度显著增加。当游戏教育脱离文化规约支撑、丢失责任伦理内核,转而依赖技术手段进行操纵时,个体便会陷入情境多元与规则多变的张力困境。游戏机制对即时反馈的过度强化,在解构传统教育权威的同时,未能建构起相应的责任伦理框架,致使个体在持续的行为刺激中逐渐丧失对认知过程的反思能力。
游戏教育责任伦理的重构路径
游戏教育的伦理困境,源于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系统性僭越,其破局的关键在于重构责任分配与教育价值的动态平衡机制,这一过程需置于“数字生态”的宏观视野中审视,技术不再是孤立工具,而是连接行动主体与教育要素的复杂网络。这要求教育者着眼于行动主体与各类关联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关注算法规则与文化传递、主体互动的动态作用,重视数字生态系统本身的多元性与丰富性,通过制度性支撑、技术性保障与人文性基础的三维重构,在技术效能与育人本质间建立可持续的责任伦理框架。
制度性支撑构成责任落地的根基,需建立开发者、教师、学生三方权责明晰的协同治理体系。技术企业需公开算法逻辑并接受教育伦理审查,将规则设计的底层逻辑从效率优先转向育人本位;教师需重掌规则解释权与情境调适权,在游戏化课程中保留非程序化教学空间,从技术执行者回归价值引导者角色,让技术工具真正服务于教育进程;学生应作为规则共创者参与系统优化,通过定期协商阻断技术目标对育人目标的置换,使技术规则从单向控制工具转化为教育主体间的对话媒介。
技术性保障聚焦系统的自我净化能力,教育管理部门需主导制定数据应用负面清单,禁止将答题速度、正确率等指标作为核心评价依据,严格限制排名在基础学科中的使用频率,强制保留非量化评估空间,以守护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发展。在技术系统内部嵌入动态矫正程序,当检测到标准化路径依赖时自动触发开放性探究任务,当竞争机制过度强化时启动小组协作模块,通过算法反制算法,在代码层植入价值理性,使符号暴力在技术源头上得到制衡。
人文性基础指向师生精神共同体的再生,教师必须通过去游戏化对话,引导学生辨析虚拟成就与现实能力的本质差异,将游戏行为数据转化为认知发展评估的参照,使技术反馈不再是学习终点,而是探究学习规律的起点。在具体实践中,教师可创设“徽章反思工作坊”,引导学生辩证分析排名与能力的差异,培育学生的数字素养。学生在规则调适中理解权责边界,教师在数据解读中重建专业权威,游戏教育便从效率牢笼升华为价值对话场域,恢复教育作为“交往行为”的本质,最终指向对生命成长共识的理性建构,在符号传递与意义协商中重塑教育的文化再生产功能。
责任伦理框架的运作效能,依赖于教育生态的整体转型,需建立多层级协同机制。在政策规制层面,需建立跨部门合作,将算法透明度、非量化评估占比、矫正模块完备性等核心参数纳入教育技术产品准入的强制性标准体系,通过国家级监测平台,对课堂游戏化教学中的竞争强度、路径依赖率等关键指标实施动态预警与即时干预。在学校实践中,亟须开发教师数字伦理培训课程和成长图谱,重点培育教师的技术异化辨识力、数据育人转化力与规则调适领导力,使教师从技术执行者转变为价值守护者。学术研究必须突破工具理性主导的评估范式,建立涵盖主体维度、关系维度与文化维度的教育技术伦理观测指标体系,在数字社会中重建教育的次级社会化功能,使技术规则承载文化传递使命,推动游戏教育实现从规训手段向成长伙伴的转向。
责任伦理框架的深层价值在于确立数字时代的教育基准,强调技术效率的合法性边界,必须由人的全面发展尺度来界定。当算法服务于认知深度而非数据积累、虚拟成就让位于真实成长时,游戏教育便能突破现代性困境,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中发挥其激发学习潜能、丰盈生命体验的作用。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