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作为社会意识的特殊表现，既是反映社会现实的镜像，也是形塑社会关系、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舆论研究具有深厚的社会学传统，内嵌着鲜明的社会学基因。尽管西方经验主义传播学研究范式长期主导着世界舆论研究的话语体系，但各国的舆论现象根植于特有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土壤，其发生与发展背后均隐含着特定的社会结构动因。这种内生性差异使得西方范式在解释我国的舆论实践时，不可避免地出现“水土不服”。近年来，舆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战略价值凸显，立足中国实际，重塑舆论研究的社会学传统，既是舆论研究元属性的学术回归与理论自觉，更是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之需。

　　舆论研究的社会学基因

　　舆论研究自诞生起就携带着强大的社会学基因，从社会学中汲取了大量养分。从19世纪末起，西方社会学家对舆论这一社会现象进行了系统性思考，如塔尔德主张从社会交往过程中理解舆论，滕尼斯认为公共舆论根植于社会结构，是现代道德的基础，帕克重视舆论的社会控制功能，哈贝马斯提倡“公共领域”是公共权力合法化的、独立的舆论领域等，都是遵循社会学“群体与社会结构”的分析视野。

　　20世纪中叶，拉扎斯菲尔德、盖洛普等学者开创性地将社会学研究方法应用于舆论研究，美国高校也设立了舆论的社会学研究课程和相关研究中心。20世纪60—70年代，苏联的舆论研究因社会学的恢复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改革开放后，舆论研究也受到我国社会学研究者的关注，如范梅波提出要开展中国的“社会舆论社会学”，主张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社会群体舆论形成与发挥作用的机制和规律性”；杨张乔提出“舆论社会学”是研究公意发生、扩展和社会互制过程的科学，重视结构与制度对舆论的影响，与传播学注重中介系统的舆论研究有着本质区别。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受西方传播学经典理论的影响，舆论研究开始聚焦于传播过程与效果，逐渐转向传播学研究范式。至此，倡导整体性和结构性视角的社会学传统在舆论研究中逐渐隐退，关于舆论社会学的研究也归于沉寂。

　　新时代新征程，面对国内外舆论格局的深刻变化，重塑舆论研究的社会学传统，既是对“社会舆论社会学”“舆论社会学”研究的延续与重塑，更是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为意识形态安全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相较于西方实证主义对舆论传播效果的侧重，舆论研究的社会学传统主张将舆论现象置于社会有机体中进行整体性、结构性考察，关注舆论传播“表象”下的群体情绪、心理和行为及其折射的深层社会结构问题，包括社会心态与共识、社会冲突与整合、社会关系与互动、社会规范与秩序等，致力于从舆论与经济、政治、文化和媒介技术的互构关系中探寻舆论发展规律，提炼舆论的生成逻辑与治理之道。

　　舆论研究的社会学议题

　　社会学传统下的舆论研究是以社会结构、权力关系与文化心理为研究坐标，立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语境，揭示舆论的生成演变和本土社会语境之间的内在关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议题。

　　一是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是舆论研究的基本社会学议题。个体是舆论的起点，舆论的形成是个体意见在群体互动中调整和规训的过程，二者的动态博弈是理解舆论的关键。面对中国社会转型中个体与群体的复杂关系，社交媒介催生出新型网络社群，这些群体既承载着个体诉求的多样表达，又延续着集体动员的聚合效应，声量大、易“出圈”，是舆论场域中兼具情感联结与价值碰撞的复杂力量。舆论研究应在尊重个体话语权的基础上强化主流价值引领，在包容多样中凝聚社会共识。

　　二是关系与互动。关系构成了舆论生成和演变的基础网络，关系间的互动是观点、情绪、态度、行为碰撞与交换的路径，通过话语博弈、情绪共振与意义建构形成舆论。关系强调互惠和群体内部利益，是圈层舆论的潜在互动规则，塑造了具有情感张力和道德底色的舆论场域。人工智能技术与算法推送精准化加剧了信息茧房固化，进一步强化了圈层壁垒，压缩了理性讨论空间，舆论共识更易撕裂，成为舆论失序的症结所在。

　　三是心态与情绪。心态与情绪是舆论生成和演变的重要心理基础。转型期人们的社会心态在舆论场得以具象化，心态往往受到经济状况、社会政策、文化思潮等多重因素影响，情绪表达的背后是群体价值观和诉求。新时期，重塑舆论研究的社会学传统，应着力探究舆论场中的社会情绪对社会结构性问题的回应机制，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为中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四是结构与权力。结构与权力是舆论生成和演变的深层逻辑。社会结构通过制度、规范和文化塑造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决定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对舆论的生成和演变具有显著影响。在舆论生成过程中，拥有更多信息资源和话语权的群体更容易主导舆论走向。在媒介、数字技术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也应关注影响舆论的技术变革力量。

　　舆论研究的社会学指向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在西方话语优势依然明显、认知博弈更趋复杂的背景下，迫切需要重构价值坐标、激活文化基因、创新治理逻辑，为建立公平、多元、包容、理性的国际舆论秩序提供新型学理框架与实践范式。

　　其一，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舆论治理使命。民心是舆论治理的关键，舆论研究的现实指向关注的是构成舆论的“人”。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内核，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舆论反馈机制，将民意转化为系统性治理资源，优化完善舆情制度建设，健全网络空间舆论协同治理新格局。

　　其二，重构现代性语境下的文化主体性。倡导利用基于文化自觉的标识性概念和社会学逻辑阐释中国舆论实践。例如，通过激活“仁”“礼”“和”等本土概念，以“和合共生”理念重塑舆论价值，倡导在对话中增进理解、在差异中凝聚舆论共识。

　　其三，创新舆论研究话语体系。以文明互鉴的胸襟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智慧，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服务于中国自身的舆论实践，为国际舆论秩序的健康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高校网络舆论场演变轨迹的三维考察（1994—2023）”（24BSH038）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