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兴起的海洋人类学，尤为关注人类如何从海洋获取资源以维系生计，并形成相应的文化策略，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在这一领域中，北冰洋原住民与鲸鱼之间的依存关系，堪称代表性案例。作为地球上体型最大的哺乳动物，鲸鱼在北极的存在使人类得以在高纬度严寒环境中生存。北极捕鲸历史悠久，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生存性捕鲸，又称自给性捕鲸，源于数千年前，至今仍在原住民社区中延续；二是商业性捕鲸，源于西方社会的资源扩张，仅有数百年历史。北极传统民族依赖生存性捕鲸以满足社区与族群的营养和文化需求，同时捕鲸也是其多种社会与文化活动的焦点。

　　人类在北极的捕鲸历史

　　人类在北极的捕鲸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史前生计性捕鲸时期，人类以捕鲸为主要生计手段。考古显示，挪威北部距今6000年的岩画已出现捕鲸场景，但未见同期遗物。学术界普遍认为，阿拉斯加西海岸一处距今5000年的聚落遗址中出土的大型鲸骨，是最早的人类捕鲸遗存，并据此命名为古捕鲸文化。然而，这些鲸骨究竟来自搁浅还是捕猎仍存争议。确切证据见于距今2000年的奥克维克文化和旧白令海文化遗址，其海象牙制镖枪头证明了捕鲸的真实性。公元800年至1200年的普努克文化时期，捕鲸已成为楚克奇半岛与阿拉斯加沿海先民的主要生计。约公元1200年，普努克后的图勒文化捕鲸者迁至加拿大高北和格陵兰岛，带来捕鲸技术并取代当地多赛特文化，成为今因纽特人的直系祖先。从楚克奇、阿拉斯加至加拿大、格陵兰的史前捕鲸持续至商业捕鲸来临。

　　第二阶段为商业捕鲸时期。16世纪，西班牙与法国的巴斯克人在大西洋开启商业捕鲸。18—19世纪，商业捕鲸随英国殖民扩张而繁盛，荷兰、西班牙、美国、俄罗斯及亚洲的日本相继加入，其捕鲸船可远航至北冰洋与南极作业。商业捕鲸以获取鲸油为主，用于城市照明与机器润滑，堪称前石油时代的“生物石油”。19世纪中期，以美国为主的捕鲸船进入白令海，继而进入北冰洋，并自阿拉斯加扩展至加拿大水域。炸药飞镖枪的发明显著提高了捕鲸效率。尽管商业捕鲸带来巨大利润，却使弓头鲸等种类在短短数十年中濒临灭绝。随着石油的发现与开采，商业捕鲸于20世纪20年代终结。

　　超过13万头弓头鲸在商业捕鲸时期被猎杀。海洋生态学研究表明，大型鲸类种群的系统性毁灭，导致全球海洋生态的灾难性冲击与严重环境退化。同时，商业捕鲸严重破坏北极原住民的生存资源，并引发文化、社会及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动。

　　第三阶段为当代生存性捕鲸时期。商业捕鲸衰落后，以因纽特人为主的北极原住民恢复生存性捕鲸。1946年，各捕鲸国为保护鲸资源并有序发展捕鲸业，在美国华盛顿成立“国际捕鲸委员会”（IWC），签署《国际捕鲸管制条约》，允许原住民生存性捕鲸。然而，因海洋生物学家认定弓头鲸濒危，IWC于1977年决定全面取消捕鲸。为应对这一局面，阿拉斯加捕鲸社区迅速成立“阿拉斯加爱斯基摩捕鲸委员会”（AEWC），与IWC谈判，指出科学家误判鲸数并强调文化意义，促使IWC于1977年12月撤销禁令，并于1978年实行原住民捕鲸配额制。此制沿用至今，依据对鲸类种群数量的科学评估与原住民的营养和文化需求进行调整。

　　20世纪下半叶，北极原住民社区全面融入现代“现金”经济。一方面，“现金”经济不可避免地冲击传统自给式生计，并彻底改变捕鲸社区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它并未取代自给经济，反而以工资收入支撑生存性捕鲸的恢复。两种经济已融为一体，捕鲸在当下持续的社会与经济变迁中，仍是本土价值与文化传统的核心象征。

　　北极捕鲸的研究焦点

　　如今，俄罗斯楚克奇、阿拉斯加、加拿大与格陵兰的因纽特捕鲸社区依然延续着历经千年的捕鲸传统。北极原住民历来依赖多物种混合生计，从海洋哺乳动物、鱼类、陆生动物与植物中获取资源。然而，在高纬度严寒环境中，这些资源的获得性极不稳定。捕鲸因产出丰厚，能降低不确定性，因此成为生计核心。尤为重要的是，捕鲸需团队协作，收获分享常超越社区本身，与之有关的活动创造并维系了一种超越狩猎本身的既包括人类之间，也包括人与动物之间的社会网络。与鲸鱼和捕鲸相关的价值与伦理渗透于原住民生活各个方面，并在环境与社会变迁中保持延续性与稳定性。

　　捕鲸活动是北极文化生态中最具代表性的生计策略之一。捕鲸问题因此日益成为北极人文研究中的热点，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一是对反对捕鲸争端的研究；二是多物种民族志研究；三是传统生态知识研究。

　　20世纪50年代，国际反捕鲸运动兴起。IWC正是在此压力下于1977年发布全面禁令。20世纪80年代后，鲸类濒危的生态学理由失去说服力，反对者转以道德伦理质疑捕鲸（含生存性捕鲸），并借媒体将鲸塑造成具有独特智力与情感的超级生物。有研究表明，若实行一刀切式的禁捕政策将忽视原住民的生态与文化背景，会破坏资源依赖型地方社会。因此有学者主张，捕鲸活动需要在全球伦理与地方现实之间达成平衡。

　　北极原住民不仅以鲸为生存资源，也赋予其丰富而复杂的象征意义，社会伦理深植于对鲸的崇敬。随着本体论人类学的兴起，人鲸关系的多物种民族志研究成为北极人类学热点之一。这一研究取向强调鲸的非人主体性，从人与动物他者的平等互惠原则出发，构建人鲸共生的关系世界。日裔美籍学者榊原千绘通过在阿拉斯加因纽皮亚克社区多年田野调查，提出“鲸鱼性”概念，突破将鲸仅视为资源的片面叙事，强调人鲸的精神联通，揭示了人鲸互动如何塑造了人类，并使人类变得完整。多物种民族志为生存性捕鲸的延续提供了理论支撑。

　　近20年来，气候变化与北极油气开发对人鲸多物种关系构成新的威胁。北极加速变暖与海冰消失令鲸类生存和捕鲸活动充满不确定性。为应对这一挑战，学术界意识到北极传统生态知识的价值，将其与自然科学并置，认为二者具有相同的知识有效性。传统知识与科学知识的结合催生了跨学科的知识共同生产模式，典型案例如俄裔美籍学者伊戈尔·克鲁普尼克（Igor Krupnik）主持的海冰研究，以及美国学者亨利·亨廷顿（Henry Huntington）长期坚持的访谈式项目。前者于2006—2009年组织人类学家、科学家与原住民合作，在阿拉斯加捕鲸社区调查海冰知识，收集因纽皮亚克人对海冰与气候的观察及世代环境经验，实现知识共同生产。对捕鲸猎人而言，掌握海冰知识是捕鲸成败的关键因素。后者自20世纪90年代始通过访谈式方法收集并记录楚克奇、阿拉斯加原住民有关弓头鲸迁徙、繁殖、与环境互动、与人类互动等传统知识，为生物与生态研究及环境管理政策提供重要学术支撑。显而易见的是，知识共同生产模式从多重视角揭示了北极生态系统如何通过与生物资源、环境、社会等因素的互动而得以重塑。

　　（作者系聊城大学北冰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