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对人类社会的技术摆置问题是人类现代社会理性化事业需要回应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今天这个资本与技术时代，我们似乎被一种匿名的力量安排着、要求着。当下，数字资本主义在为我们提供“人工智能”的技术想象，仿佛要为我们完成最好的物性设定，为我们社会生活创造一个完美的“物的世界”基础。但是，现实的个体从内心深处并不完全接受甚至拒绝这一技术想象，因为这一技术想象没有为未来人的生活留有余地。人的生活世界需要日常劳作来建构，未来的人不能由于无所事事而变成没有生活世界和无家可归的人。虽然我们目前无法断定“人工智能”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现实生活，但数字资本主义这种技术想象毫无疑问是资本主义固有技术强力的时代宣示。根据这一宣示，一种席卷全球的人工智能革命被把握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资本主义的技术强力离不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只有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逻辑才能揭示其技术摆置的内在机制。

　　资本主义首先是通过生产商品来开始其历史征程的，但商品不是一个简单之物，而是一个能够引发“社会关系”构造和运动之物，是一个能够创造世界的物。正如马克思所言，商品“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商品在运动中一方面创造了一个客观的“物的世界”（商品及其运动的世界），另一方面商品在其运动中为现实社会提供了“综合统一”与“形式创造”。在商品的交换抽象中不但显现了人类劳动的等同性，而且以此等同性为基础创造了价值这一普遍的社会形式。“在商品交换的现实过程中完成了一次纯粹形式化的抽象过程，即用商品交换的真实抽象创造了由纯粹形式构成的新现实。”在一个由价值形式所构造的社会中，人成为了价值关系中的一个“物”，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就必然表现为一种价值关系，也就是表现为一种确定而又稳定的商品间的“物与物的关系”。价值形式把那些不稳定的、流变的人与人的关系通过商品关系给“固定”下来、稳定下来，让商品所构建的物与物关系成为主导社会关系，从而使资本主义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事物化表现，通过商品的中介，人类社会为自己发展出了一种可以支配人类本身的社会形式，从而也使商品成为了社会体系建构的核心，资本主义的事情也就成为了“商品”的事情。人们的利益欲望和各种伦理关怀通过“商品”都可以获得一种普遍化合理化的物化社会表现形式，使人类的现代理性化生活成为可能。人通过人的创造物而成为人（现代人），这是一个多么巧妙的人的旅程，这同时也表明了人的存在及其存在机制的真相：人通过人创造的物而成为人，人依赖于“物的世界”来支撑其社会性。

　　正如思维的综合抽象及其创造性一样，资本主义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具有综合抽象机制和创造效应的社会生产方式。对资本主义而言，由众多商品构成的“物的世界”不是一个静止的、一蹴而就的世界，而是要通过商品的运动来不断维持和建构的世界。同时，就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存在机制而言，“物的世界”的建构是社会性建构的基础，资本主义只有通过不断建构“物的世界”才能建构其社会自身。资本主义不是通过生产越来越多的商品来维持自己的生命，而是通过商品的生产来维持其综合抽象机制及其创造效应。商品及其生产商品的机器与各种人类生产的技术物都是维持“物的世界”的各种要素。就存在性质而言，各种技术物和商品都是一种运动中的存在，只有在生产和运动中，商品才能创造出那种不在场的在场性（价值的社会性），一个完整的具有创造效应的“物的世界”才得以可能。在由商品运动所标明的物的世界里，商品与商品之间及其各种技术物（机器）之间的质性关系决定着物的世界的创造效应。当然，商品与技术物自己不会思考其自身与其他商品与技术物的关系，没有一个代表所有技术物的单个技术物。但正如西蒙东所言，人可以代表整个组合的技术物整体，因为人可以形成针对所有技术物的思想。资本家不只是在生产商品，更为重要的是创造了一个具有生命力的物的关系世界。对资本主义事业来说，技术物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事关社会生命体的根本问题。但物本身不会创造物之间的关系，是先于物的关系使物成为世界中的物（具有关系的物）。正如马克思的洞见，物性只是纯粹的创造物，只是自我意识所设定的东西，是一个行动的瞬间。正如康德从牛顿的自然经验中揭示了宇宙系统的存在一样，马克思通过物性看到了人的社会关系场镜的存在。对资本主义而言，物的关系及其世界的生产与创造实际上比人的关系的创造更为根本。资本主义必须把自身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通过物性的设定投射到物的关系世界中。与传统社会认识论把“主体—主体”结构把握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机制不同，资本主义是通过创造“物—物”结构来支撑其社会生命体。资本主义追求让物的关系成为可能的物体间性的创造，而非去弘扬主体间性的光辉。与理解、信任、爱等主体间性的社会性维度不同，就物体间性意义来说，物及其在场关系的质性与功能水平是物的世界建构的关键所在。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开启了新的物性化进程，通过数字技术，所有的对象和主体都可以被转化为数字代码，转化成一个具有物性的物。在数字世界，物与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及其创造性效应都能不断得到有针对性的调节和改善，物及其关系的功能水平都能得到持续不断的社会性支持。通过不断的物性设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能够保持“此时此地”不断在场的开放状态，数字资本主义仿佛为资本主义事业的发展插上了翅膀，数字资本主义为我们设定并提供了一个更具物体间性内涵的物的世界。离开数字资本主义的物性设定及其所设定的物的世界，人们将无法生活。在今天这个数字社会，我们的生活经验也向我们表明，物体间性结构比主体间性结构更为基础，离开信任和爱我们可以生活，但离开手机和各种数据身份，我们将无法继续我们的社会生活。数字资本主义的物性设定更具广泛性、整体性和基础性。数字资本主义的物性设定不是一个单个自我意识的物性设定，而是基于数字技术而形成的社会先验意识的物性设定。数字技术比起单个主体来说更能形成关于世界和事物整体的知识，数字技术改变了人对世界的认识模式。根据知识的作用原理来说，数字技术知识按照等级来说不但先于个体知识，并且为个体知识和其他类型的知识提供知识的基础和框架，能更有效作用于事物的整体。根据数字技术知识，资本主义能形成关于世界和事物的先行把握和先行筹划。资本主义的市场运作和物性设定在一个新的自我意识（知识）层次上来展开。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不再是一个盲目的经济体系，而是成为了一个可以进行自我筹划和更高层次物性设定的“先验主体”。但毫无疑问，资本主义这个“先验主体”所筹划与设定的世界最终是一个具有物体间性特征的“物的世界”，而不是属人的世界。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让世界回归人本身。

　　（作者系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社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