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探索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信号，到剖析青少年心理健康背后的隐忧，许多颠覆认知的社会科学发现，都离不开长达数十年的纵向研究。这类研究耗时数十载积累数据，作为重要的科研基础设施却常被排除在传统影响力评价体系之外。近日，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纵向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查莉丝·斯塔茨（Charis Staatz）与伊万杰琳·塔博尔（Evangeline Tabor）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影响力博客”网站撰文表示，学术界应重视纵向研究的“长期影响力”，更全面地认识其独特价值。

　　近几十年来，“影响力”一词在英美乃至全球学术界受到愈发广泛的关注。据斯塔茨等人观察，这一趋势背后有两重相互交织的动因：一方面，大学所承担的“第三使命”日益受到重视；另一方面，预算与资助体系的评价标准也在不断演变。

　　所谓“第三使命”，是指高校超越传统的教学与科研职能，主动参与社会经济进程。其中既包括文化传播、社会服务，也涵盖对产业创新与商业发展的推动。在此背景下，关于影响力的讨论逐渐聚焦于可观测的终端成果，例如，法律法规的修订、制度设计的变革等标志性事件。与此同时，在宏观经济的驱动下，高校与研究者也面临越来越多的证明其价值回报的压力，尤其是公共资助的学术研究急需展现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这一问责机制客观上带来了积极效应，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投向老龄化社会的照护体系构建、人工智能与社会治理等重大现实议题。

　　然而，斯塔茨等人担忧，若将影响力视为衡量研究价值的决定性标准，可能会带来潜在问题。这种标准容易忽略那些让研究产生变革的，渐进、复杂且耗时长久的路径。同时，研究对学术话语与理论发展所带来的深层启发同样不容忽视。

　　现实中的影响力生成，往往难以套用简洁的线性模型。斯塔茨团队对政策制定者的访谈也表明，研究与社会影响之间的绝大多数关系都是非线性的、复杂的、间接的，不能归因于单一的研究成果或项目。许多成果被当事人形容为“天时地利”与一整套方法策略共同作用的结果。

　　斯塔茨等人的近期研究显示，学术界应当更加重视“长期影响力”这一概念，将其纳入影响力的讨论范畴。它虽难以量化，却捕捉到了传统的影响力定义常常忽略的丰富内涵与细微差异。“长期影响力”关注的是那些为最终成果铺路、常常不可见的过程，包括能力建设、网络形成、关系维护，以及由研究引发的持续对话。这些过程不仅深刻催生了许多高影响力案例，也往往更贴近研究者对自身工作的真实体验。

　　斯塔茨等人的研究聚焦于英国国家科研基础设施中的纵向队列研究。这些数据集被全球多领域学者广泛使用，支撑了众多前沿研究，但其影响力的追踪却极为复杂。从数据收集到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这一过程可能跨越数十年。而当前的影响力评估体系大多基于较短时间线，偏重学术界外可被即时观测的变化，容易忽视科研基础设施在知识积累与理论构建中的关键贡献。英国国家科研与创新署（UKRI）将科研基础设施定义为用于开展世界级科学研究的设备、设施、资源及服务。例如，1946年英国出生队列研究（British Birth Cohort）在生命历程理论的形成中扮演关键角色，有效整合了社会科学中原本零散的理论框架。同样，1958年发布的《生而失败》（Born to Fail）报告，揭示了童年条件与教育成果之间的关联，深刻改变了英国学术界对社会流动的认知方式。这些洞见，都建立在长期纵向证据的逐步积累之上。

　　斯塔茨等人表示，现行评估体系的另一问题，是常以评价个体研究者的指标来要求纵向数据资源证明其影响力。这种做法忽略了科研基础设施发挥作用所需的额外环节、更长周期与不同前提。传统影响力的定义多着眼于短期经济、社会或文化层面的受益对象，却往往忽略其对子孙后代可能带来的长远价值。纵向研究运作的时间尺度往往以人生为度，其收集的数据既回应当下议题，也面向未来提问。在婴儿时期记录的某个变量，可能要等到几十年后，在研究对象生命历程的特定阶段才显现其价值。显然，现有评估框架难以全面衡量这类研究对社会的深层贡献。

　　在影响力评估中纳入“长期影响力”的维度，是构建更包容、更贴近现实的研究叙事的重要起点。为此，斯塔茨等人提出一套混合方法，用以追踪和评估这种“长期影响力”，既包括建立更系统、标准化的案例分析框架，也借助科学计量与文献计量技术，呈现知识的流动与学术网络的联结。

　　同样关键的是，要重视那些与数据集紧密合作的研究人员和利益相关者所持有的隐性知识。这些未曾留下正式纸面记录却至关重要的洞察，是理解纵向研究的真实价值与影响范围的关键所在。斯塔茨等人相信，构建起“长期影响力”的评估框架，将能为纵向研究绘制出一幅更明亮、更完整的影响力图景，从而充分展现这些庞大而重要的数据基础设施的学术与社会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刘雨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