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淄博小高遗址，45粒炭化小豆在地下静静躺了9000年。它们长度仅2.3毫米，宽度1.6毫米，重见天日时却刷新了人们对东亚农业起源的既有认知。近日，中国学者领衔的国际团队在《美国科学院院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宣布发现距今9000年前的炭化小豆遗存。这一发现将我国北方以“粟类+豆类”为主的旱作农业体系向前推进至9000年前，也引发国际学界对农作物“单一起源”叙事的深刻反思，为小豆的全球多地起源观点提供有力的考古支撑，进一步完善了学界对农作物起源与驯化的理论认知。
见证黄河下游农业文明的
“大转折”
小高遗址位于泰沂山北麓的冲积平原上，是后李文化的典型代表。2017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山东大学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这片看似普通的黄土地下，揭开了中华先民史前农业的重要一页。
“当我们在遗址灰坑和房址中鉴定出炭化小豆时，整个实验室都沸腾了。”带领团队的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教授陈雪香回忆道。在揭露出的600平方米的文化堆积中，考古队系统采集了891份浮选样品，在约3.2万粒炭化植物遗存中，发现粟、黍、水稻、大豆等农作物，其中还包括45粒炭化小豆。
这些不起眼的小豆与房址、灰坑、陶器、石磨盘、石斧等遗迹遗物共同出土，勾勒出一幅9000年前黄河下游先民的生活图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东大学特聘教授赵志军解释说，小高遗址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小豆研究上。这一时期的中国北方地区处于农业起源的最初阶段，古代先民经济生活虽仍以采集、狩猎为主，但已经开始耕种和定居生活。河北尚义四台遗址也发现了9000年前后的房址，与小高遗址共同见证着这个关键的过渡时期。
最令人振奋的证据来自精确的碳十四测年。其中两粒小豆的直接放射性碳测年结果为8985-8645 cal.BP与8032-7939 cal.BP。“这比我国境内此前发现的炭化小豆提早了4000年，比有直接测年数据的炭化小豆提前了6000年。”陈雪香强调，“更重要的是，这些小豆与黍、粟、大豆的伴生出土，证实9000年前黄河下游已形成东亚地区最初的‘谷物+豆类’复合作物体系。”
长期以来，国际学术界对重要农作物如小麦、玉米和水稻的考古学关注，远高于其他粮食作物。“这种偏爱主要源于它们在当今人类食物系统中的核心地位。”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刘歆益告诉记者，但历史上，曾有5000余种植物进入人类的食物谱系。粮食与营养多样性的缺失，已成为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对小豆等豆科植物早期驯化与耕作历史的研究，为我们理解食物多样性的历史轨迹、农业的地域差异以及其可持续性，提供了重要窗口。
赵志军进一步解释，豆类起源在中国考古学的农业起源研究中相对薄弱。最新炭化小豆考古研究成果引起国际学术界重视，标志着中国学术界积极参与到豆类作物起源的国际学术交流中，提出的“粟黍豆”旱作体系，为理解东亚农业起源的复杂性与独特性提供了关键新视角。
揭示小豆驯化历程的区域多样性
小豆作为东亚广泛种植的重要豆类作物，凭借丰富营养价值与固氮能力，在区域饮食及农业系统中占据关键地位，但其初始驯化时间与空间分布始终存在争议，成为东亚农业史研究的重要谜题。
今年5月，《科学》杂志发表的现代小豆种群基因学研究指出，小豆的驯化很可能发生在日本，中国野生品种的渗入是造成其复杂基因组模式的原因，甚至有学者据此提出小豆单地起源说。然而，小高遗址的考古发现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证据。“9000年前黄河流域的先民，已经开始了对小豆的人为选择。”陈雪香告诉记者。
尽管农业起源的多中心性，早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长期共识。然而，如何理解动植物驯化历程的区域多样性以及这种多样性的本质，仍待深入探讨。近年来研究的重要进展之一，是对驯化过程长期性与跨区域性认识的深化，这一视角挑战了传统关于某一物种单一中心、快速完成驯化的假设。
此次研究团队对东亚地区140余处考古遗址出土的小豆遗存进行了系统性比较，小高遗址小豆的形态特征引人注目，它们的平均体积远小于中国其他遗址同期及后期标本，也小于现代野生近缘种的尺寸，直观反映出小豆驯化初始阶段的形态特征。同时，分析结果也显示了不同区域小豆的驯化时间差异。“驯化速率的区域差异很可能与不同人群的饮食偏好有关。”刘歆益推测，农业发展的早期阶段，人群与作物的高度流动，以及由此带来的杂交与环境适应压力，在驯化的实现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小豆的“东亚案例”为这一新的驯化理论框架提供了更加关键的一例。陈雪香进一步解释说，通过跨区域的比较考古学分析可以证实，小豆东亚地区的驯化是一个长期的、多中心的复杂过程，其中文化适应和环境适应发挥了关键作用。
农作物驯化研究需要加强
国际合作
此次对于碳化小豆的研究也是国际科研合作的典范之作，团队集结了中、美、日、韩四国学者。“国际合作探讨作物驯化有很大优势。”赵志军表示，“因为农作物驯化是全球性问题，世界各地有共同的研究目标，即厘清距今1万年前后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转变的过程和动力。”
“我们特别对比了东亚地区140多个遗址的数据。”陈雪香介绍，“在这个过程中，各国同行的密切合作为数据比对提供了可能。”研究过程中，团队还融合了多种前沿技术手段。陈雪香举例说，此次研究中，考古学证据与分子遗传学证据之间形成互补，为构建更全面的小豆驯化与扩散模型提供了新的支撑。
这种合作不仅体现在数据共享层面，更在于学术传统的碰撞与互补。刘歆益分享了他的观察：“在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中，‘他者’的视角常常能提醒研究者注意到原本习以为常的现象，突破日常思维的局限。对东亚农业和早期社会的深入理解，将帮助我们以新视角审视古代世界。”
20世纪对西南亚洲“新月沃地山前地带”的研究，曾为全球各地农业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范式。然而，这一范式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我们对早期农业多样性的想象？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近年来，东亚农业起源研究的诸多进展已显著拓展了我们的视野。我们更期待书写一部兼具东西方视角的全球农业史。”刘歆益提出。
未来在推进东亚农业起源研究这一重大议题时，中国学术界仍面临严峻挑战。赵志军坦言，中国学术界对东亚农业起源传播这一重大问题的认识不足，关注度不够，研究成果较少。基于当前这项突破性发现，研究团队已经规划了未来的研究方向，积极推进东北亚古代文明交流中的农业起源与传播的考古学研究。当然，还需要更多的类似研究，才能构建起完整的东亚农业起源叙事。
从山东的小高遗址到日本的绳文遗址，从黄河流域到朝鲜半岛，小豆的驯化历程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人类农业文明共同演化的复杂图景。在那片未来的田野上，作物的多样性、文化的包容性与文明的延续性，将继续交织成更加丰富多彩的文明图景。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清俐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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