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与自然关系逐渐疏离的现代社会，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人类的处境，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行方案。人—水关系是人类社会亘古不变的话题，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有着重要意义。无论是大禹治水还是诺亚方舟的故事，均告诉我们洪水既是一种灾难，也伴随着秩序的形成，如《尚书·禹贡》将天下分为九州，九州之间即通过自然河道相互串联，以此为华夏的地理图景。在古代，人类的发展常常集中在沿河流域，尽管会面临洪水的风险，但是因为雨水丰沛，沿河流域往往具有更多的生存资源，足见水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性。

　　文化适应之于人—水关系

　　在人—水关系中，水之利害以及如何趋利避害一直是不断被讨论的话题。治水过程中的疏与堵、兴与废，既考量人类用水的智慧，也关系到人所处的特定文化和社会结构。李约瑟认为，中国治水策略上的分歧，与儒、道思想的选择相关。无论如何，人类曾想方设法地利用水，创造了诸多的水利工程，如安徽寿县南的芍陂、四川成都的都江堰，无不体现中国古人利用水的智慧。水可为利，亦可为害，在人—水关系中，需要人类根据自然规律和人力情况作出调适。人—水关系的调适，在人类学的经典民族志中也有呈现，比如埃文思·普理查德（Edward Evans-Pritchard）在对努尔人的研究中发现，该地区的土壤、丛林、草地、降雨以及河流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环境系统，并直接影响着努尔人的生活。其中，水的过量或不足是他们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当雨季洪水来临的时候，他们和牛群被迫寻找高地以求躲避；到了干旱季节，他们又不得不再度搬迁至靠近河流的草地。因此，村落的位置需要根据水量的多少往返迁徙。不仅如此，水还影响植被生长和放牧方式。

　　人类学关注人—水关系，重点在于弄清文化在人—水关系中的作用。生态人类学的学科传统对这一点已有阐述。生态人类学关注环境与文化之间的整体性，既强调环境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也注意文化对环境的适应与改变。在早期研究中，人类学对生态环境的研究聚焦于文化适应。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工业经济带来的环境公害事件的爆发，人们逐渐意识到环境污染的危害以及地球资源的有限性。此时，人类学对生态环境的研究，开始更多关注人类行为对生态环境的改变。他们所持的基本假设也发生了转变，单向进化论的研究路径被摒弃，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福祸相依关系受到重视。至此，技术效率的提升也被视为导致自然资源枯竭的重要原因。比如，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通过比较不同社会中的“能量”利用，发现人类社会从采集狩猎、刀耕火种到灌溉农业，再到工业社会，其实是资源匮乏和投入人力下降的结果。

　　人—水关系的疏离与弥合

　　文化如何建构人们关于生态环境的观念，如何影响人们的环境行为，如何重塑或改造环境景观等问题亟须得到澄清，甚至需要一种文化自觉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当我们意识到，人类同属一个地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并且这个地球的生态环境岌岌可危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区隔、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需要被重新理解。这种理解需要我们对自然和社会有着更为客观的了解。在文化视野下认识人—水关系，重点在于警惕人—水关系中普遍存在的“新陈代谢断裂”。“新陈代谢断裂”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家批判工业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重要理论工具，指人与自然之间有机循环和互动关系的中断，从而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人—水关系上的“新陈代谢断裂”既意味着水功能的退化，也预示着人对于水的关系疏离。这往往是同步的、互为因果，共同受制于工业化生产生活方式的推进。

　　水功能退化，是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结果。作为一种文化适应，水成为消费品，“水是商品”的习惯逐渐养成，“节约用水”的意识得到普及。但是，我们对消费品的在意，集中在它的价值和使用价值，这是一种“掐头去尾”的方式，我们很少关心商品从哪里来，它被利用后将会向何处去。在现代化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已经习惯了打开开关就会有水，至于总体性的水量是否充足、水污染到什么程度等这些关键信息，人们不得而知。因为不需要用河水淘米洗菜，甚至也不需要用河水洗衣灌溉，自然环境中水的好坏也变得与人无关。总体上，城市的河道和农村的沟渠已经难以引起人们的关注，更难以激发保护水环境的热情。

　　现代社会中人—水关系上的疏离，需要有意识地进行文化联结。在弥合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恰当理解文化的意义，并且进行有效运用。文化是一群人通过习得，对所作所为和事物意义的共有认知，这意味着文化是特定群体中的共同观念和信仰，可以通过学习进行传承，或者发生变迁。因此，人—水关系既是一种客观事实，代表着特定时空环境下人们与水的互动方式，以及人们对水的共同认知，同时，它也是一种文化建构，人们可以通过共同的学习，重塑关于水的感知。

　　首先，需要恰当理解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客观性，在源头上下功夫。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各生态要素之间存在相互关联，对某个要素的治理，可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人—水关系，其实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缩影。水是流动的，水量的多少、水质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土壤和其他生物的状态。比如，会影响农作物的产量、食物的质量安全、微生物的繁衍等，进而影响到人的身体和精神健康。这些因素又会成为一种文化选择，决定着人们的用水方式和态度，影响水环境的质量。因此，在人—水关系的互动中，让人们理解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至关重要。

　　其次，重视科学研究的社会用途，弥合研究与生活之间的疏离。科学研究与日常生活的疏离主要表现为科学研究对水的认识越来越系统，积累的知识越来越多，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水的感知和理解越来越少。在改善人—水关系时，需要一种自觉的文化尝试，鼓励专业人员向公众分享科学研究成果，让公众知晓水环境状况，激发保护水环境的热情。

　　最后，发挥生活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在日常生活中自觉担当。环境是人的栖息之所，关乎人的生存和生活质量，人对于环境的变化也有着最直接、最快速的感知，正如“春江水暖鸭先知”。在既有的制度设计中，行政力量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各地都在施行的河长制，明确了河水治理的责任人，保证了河水治理的有效实施。长远来看，当地生活者的参与是河水治理的内生动力。因此，人—水关系的重构，需要关注并尊重人们直觉上的那些快速反应，如对水质变化的敏锐感知等，在文化和制度上创造保护水环境的机会。

　　（作者系江苏师范大学公共管理与社会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