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研究方面，一方面要强化思想理论学习和研究，这是前提。经济研究工作者不但要始终以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旗帜和灵魂，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重要精神和文件，而且要认真学习研究阐释传播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构建学理化、体系化的习近平经济思想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另一方面，要在科研工作中展现新作为。一是坚持问题导向，以严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继续深耕投入产出方法、国民经济核算、生产网络一般均衡模型方法，通过改进方法并用于研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等重大现实问题，为建构中国国际经济学自主的知识体系贡献力量。二是建设全球价值链新兴交叉领域学科，形成独特研究风格和学派。三是以科研课题为抓手，推动人才培养和创新研究团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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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相关学术领域，我自觉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要求，推动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融合发展，“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发挥跨专业优势，用考古材料研究历史问题，用新出土材料考证重要历史问题。例如，在随葬青铜礼器的器用制度观察上，根据摆放位置，提出“食器分置，甗罍相邻”对于判断商人族属的重要参考价值；提出并践行回到古人的视野用古人的眼光观察古人的研究方法；在北大简牍和海昏简牍实验室发掘中，关注到秦汉时期的典籍文献分类和摆放情况，提出《汉书·艺文志》的图书分类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渊源；根据出土简牍中的三种“目录”形态，认识到当时的“录”并不是传统目录学、文献学所认为的兼包“叙”“目”，而是从既存文献中提炼信息制作而成的二次文献；提出序次是图书校理的最重要工序，也是真正意义上“目录”出现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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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清楚“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是做好任何事情的重要方法论遵循。学术研究也不例外。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是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理论创新的动力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处于不同阶段的研究人员，包括青年学者，首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学术理想，涵养真挚深厚的人民情怀，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学术研究才会真正有所作为。

　　“学术实乃天下之公器，学者当为社会之良知。”在实践中发现真知，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富矿”。青年学者应当聚焦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究细研，既要继承我国已有的研究成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借鉴国外理论的合理部分，又要从国情出发，深入调研，练就在实践中认识与发现真知的真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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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长期跟踪研究中保持发现问题的敏锐度并推进科研创新，确实是一项需要不断积累和努力的任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认为深入实践是提升敏锐度的有效途径，在此特别要感谢中国社科院以及工业经济所提供的丰富调研资源。通过参与实地调查、案例分析等实践活动，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社会现象，发现其中的问题和规律。同时，实践也能帮助我们验证和完善理论模型，提升研究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此外，跨学科合作也是推动科研创新的重要途径。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往往能产生新的思维火花和创新点。通过与其他学科的学者合作，可以借鉴其研究方法和思路，拓宽自己的研究视野。跨学科合作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提升研究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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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科研工作中，我一直努力争取兼顾好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这主要与我的研究领域相关。宏观经济是一个既具有较强理论性，也具有较强实践性的研究门类。想要做好宏观经济研究，不能独处象牙塔、两耳不闻窗外事，也不能仅就现象谈现象、就问题谈问题，而是必须理论联系实际，相互反观，相互汲取养分。

　　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相结合是有前提的，一方面要熟悉宏观经济学的学科发展特点、学术思想史演进脉络、前沿文献的最新进展，另一方面要对我国以及其他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运行有深入的了解。实际上，跟踪监测宏观经济运行态势这项工作之于我，就像扎马步、冲拳之于少林寺僧人那样，既是基本功，也是一项持之以恒的日常作业。过去六七年来，我坚持每个月定期排出时间跟踪分析中国及美欧日印等主要经济体的宏观运行特征，在错综复杂的统计数据之间进行勾连印证，洞察边际变化和趋势性特征，不敢有丝毫懈怠。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对宏观经济的敏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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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研究领域主要为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史前海洋考古等。近年来主要关注我国东南地区史前早期文明研究，尤其是与早期海洋文明相关的南岛语族早期人群的研究。在福建山区开展的考古研究为探讨华南沿海地区的稻作农业特别是粟作农业的来源问题提供了关键的考古实物证据和新的线索，为探讨福建史前人类行为模式、生业形态、人类活动、种群迁徙与交流等问题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而在沿海地区工作则揭示了该地区史前聚落形态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相关研究深化了对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史前人群利用海洋资源以及史前农业文化向东南亚岛屿地区扩散历程的认识，为探索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提供了重要线索，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的重要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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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农村金融和普惠金融领域，特别是围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前沿问题展开研究。其中，分量比较重、花功夫比较多的是利用主流经济学工具对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农村信贷资源配置与县域经济增长之间互动关系进行深入讨论和分析。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目前形成了三个方面的创新性成果：一是构建分析框架进行系统性论证，发现农村金融存在结构性市场失灵、改革初衷出现目标偏离等重要现实结论，为诠释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低下等“非均衡”的结构性问题提供新的见解。二是跳出农村金融发展“摸着石头过河”的特性，探索设计符合地方情境的“三位一体”农村金融改革路径和发展模式。三是在新的“政府和市场”边际约束下，提出与农村金融理论和实践相一致的对策建议，如建立政府诱导型市场改革机制、加大农村金融市场开放力度等，为破解“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时代难题提供新的决策依据。

　　阅读原文：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404/t20240401_5744239.shtml

　　我目前的计划主要有两点。一是进一步强化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过去关注具体现象的经验分析做得比较多，未来需要继续夯实理论基础。二是提升对策研究能力。要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基础上，逐渐试着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而这背后涉及的问题可能会更多更复杂，所以也就更具挑战性。

　　长期跟踪研究实际上有助于推动新问题的研究。要找到一个切入点，然后边深入、边拓展，逐渐积累。当真正熟悉了这个领域的内容之后，再去拓展新的问题，可能会更容易找到“共鸣点”。访谈对象说的一句话、书面资料中的一段描述，也许就能使自己联想起曾经所遇、所思、所想的问题，联系到自己相对熟悉的方法逻辑、思想观点，找共性、找差异，这样才能在以往积累的基础上推进新问题的研究。

　　阅读原文：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404/t20240402_5744511.shtml

　　我将继续深耕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研究如何更好地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化解债务风险，积极建言献策。其一，“调”出真知，“研”出实招。地方政府举债形式多样且隐蔽性强，债务风险具有区域异质性和关联溢出效应，亟需统筹谋划、因地制宜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未来我将积极主动躬身入局，通过调查研究，把握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形成机理和演化规律，探寻在高质量发展中化解债务风险的治本之策。

　　其二，运用辩证思维看待政府债务的积极作用和潜在风险。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政府债务水平是否过高、风险是否可控受到广泛关注，社会上对于经济恢复发展时期增加政府债务也存在不少疑虑。需要正确认识政府债务在充分运用国家信用和调动社会闲置资源方面的重要作用，探索以市场化风险定价为基准、债务增长与资产积累相匹配的可持续举债机制，引导社会公众客观理性看待政府债务与经济复苏的关系。

　　阅读原文：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404/t20240403_5744788.shtml

　　总体来看，我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理阐释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原理学”的研究。按照抽象和具体相统一的原则，系统梳理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基础、思想渊源、核心要义、科学体系、理论贡献、实践价值、世界意义等问题。二是关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史学”的研究。按照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改革开放史及中华民族发展史的角度，阐释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历史贡献。三是关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建设学”的研究。按照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集中阐明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于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及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生态文明建设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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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变化经济学是应时代需求而生的，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已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为此，我一直围绕国家绿色低碳发展的战略需求和学科前沿问题开展深入研究，近年来先后在《自然》等期刊发表多篇高质量学术论文。此外，我还为国家低碳政策、绿色低碳试点提供了相关学术支撑，并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进展进行了多次有成效的阐释宣传。在我国“双碳”目标提出后，我参与了中国碳达峰“1+N”政策设计，并立足地方独特优势，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并被采纳。

　　多年来，我一直在国际舞台积极宣传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致力于生态文明国际话语体系的构建。多年来组织了十余场联合国气候大会边会，多次在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中国国际频道等主流媒体阐释中国的绿色低碳发展。我还担任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的评议专家。此外，我多次出访非洲，并依托我院国际教育学院为几百名来自肯尼亚和塞拉利昂等非洲国家的官员授课，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让世界更多看到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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