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天下为公”“言必信，行必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既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又是世界各国人民能够普遍接受的文化共识。

　　《诗经》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之一，作为儒家经典，被公认为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杰作，甚至在西方文学史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作为古代东方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翻译和研究中国儒家经典。《诗经》更是国外学界争相翻译的对象。迄今，《诗经》外文译本繁多，其中包括英语、德语、日语、法语、俄语等。《诗经》的对外译介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俄罗斯作为中国最大邻国和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也是开展各领域合作的重要优先合作伙伴，作为“一带一路”共建的重要国家，《诗经》在俄罗斯的传播无疑对于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话语权，增强文化自信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研究《诗经》对俄的译介与接受不仅能够有效地构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体系，而且能够促进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俄罗斯对《诗经》的翻译和研究可追溯至19世纪，即从沙俄汉学家瓦西里耶夫（В.П. Васильев，1818–1900）的《〈中国文学〉第三卷附注：〈诗经〉的翻译及注解》（1882）的面世起，距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俄罗斯的《诗经》研究紧随中俄两国社会制度的变迁，顺应两国国力消长和文艺研究走向，是全球儒经研究领域的重要一环，其伴随着中俄文化交流而日益紧密。然而经过研究，笔者发现，《诗经》在俄罗斯的传播存在两个显著问题。

　　一方面，虽然《诗经》在俄罗斯传播之久，但并未真正地进入普通日常生活中。尤其是19世纪俄国著名汉学家瓦西里耶夫的译本，并未在真正意义上被大众所熟知。真正进入大众视野的要归功于苏联时期阿里克（В.М. Алексеев，1881–1951）学派，当时《诗经》是作为经典之作来研究的，因此，出现了不少《诗经》的经典译作，出现了单独译本，如奥列宁（А. Оленин，1897–1962）、波兹涅耶娃（Л. Д. Позднеева，1908–1974）等；施图金（А.А. Штукин，1904–1963）的全译本等。然而现阶段，俄罗斯汉学界相较于苏联时期，尤其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以及中国典籍的翻译和研究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因此俄罗斯民众对于《诗经》的了解知之甚少，一是苏联时期知名汉学家相继逝去，二是当代汉学家主要侧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与研究。虽然出现一些学者和译者，但是相比于苏联时期全面开花的局面，现阶段对于《诗经》的翻译和研究呈现单一化、碎片化。

　　另一方面，虽然《诗经》的俄译版本较多，但是译本中难免会出现错译、漏译现象，甚至版本之间内容存在互相矛盾的情况。这不难理解，一是汉学家翻译《诗经》主要侧重于内容的传达，而诗人翻译《诗经》则更注重于诗歌的美学与韵律的传达。因此出现汉学家与诗人联合翻译的现象，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先由汉学家进行逐字逐句译，传达诗歌内容，后由诗人进行加工润色。尽管《诗经》在俄罗斯译介取得较丰硕的成果，但并不表示其能够准确无误地传递中华文化之精髓，译文中不免存在误译、挪用、歪曲等现象。因此，针对《诗经》译介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应该从以下方面入手解决。

　　第一，推动《诗经》翻译标准化。众所周知，《诗经》的句式，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隔句用韵，其间杂有二言和八言不等，显得灵活多样，读来错落有致。而章法上具有重章叠句和反复吟唱的特点，大量使用了叠字、双声、叠韵词语，加强了语言的形象性和音乐性，并擅长运用重言或双声叠词来摹声摹形。二节拍的节奏韵律和语言的音乐美，带有很强的节奏感。将《诗经》译成白话文尚且不易，更何况译为多音节的俄语，并且以诗歌的形式呈现给读者，更是难上加难。譬如具有很高造诣的阿里克曾三译《静夜思》，最终才使译文信而雅。因此，对于《诗经》的翻译，不仅要遵循内容的传达，更要尊重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美、韵律美和节奏美。

　　第二，加强与中外学者译者合作。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董晓波教授认为，中华典籍是古代人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智慧结晶，属于精神层面的文化产品。在新时代和新的历史方位下，不同文明之间平等交流和互鉴成为时代主题，翻译也随之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信使”，中华典籍翻译也需要以现代的视角重新解释和评估。因此，我们可以借助于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资助，将国内关于《诗经》的优秀学术专著以及学术前沿成果译向俄罗斯，这不仅代表中国学术水准、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学术前沿，而且能够有效地深化中外学术交流和对话，进一步扩大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而在项目的申报、实施和完成的过程中，与国外知名学者以及国外出版社加强联系，能够获得海外专家支持、学术期刊以及知名出版社的推介，这无疑对于《诗经》在俄罗斯的传播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有利于典籍快速进入阅读市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儒学经典“走出去”，并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我们应认真反思总结典籍俄译中出现的问题，并积极推动翻译标准化，建立、加强国内出版社与国际出版社之间的紧密合作，提升中国典籍在外传播的影响力，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话语权，增强文化自信，从而促进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文系2023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诗经》在俄罗斯的译介及接受研究”（23WWB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江苏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